不知道有沒有人看得出來，前面這段引文所提到的「這種制度」，指的是「教育」。
或許只有我一個人覺得，它所描述的教育「危害」，某種程度上滿符合我自己的經驗以及我所看到的現象——「教育改革」之後，愈來愈多人得以唸大學，取得高等教育的文憑。然後，不管是畢業生自己，還是他們的家長，理所當然無法接受已經念過大學的人還去工廠或田地裡工作。（這無可厚非。）然後，尤其在經濟景氣不理想的當兒，許多家長還真的會期望孩子最好能通過高普考，謀得一份穩定的公職。（這也無可厚非。）可懼的是，在個人層面無可厚非的人生願望，從整體社會層面上看，卻讓人覺得這樣的教育是否哪裡不對勁了？
教育的結果，反而是令愈來愈多人民對自己的生活處境感到不滿，這豈不是很矛盾嗎？或許部分原因出在，我們普遍對教育抱持著太高的期望：「窮不能窮教育」、「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點」、「透過教育能改變命運」，這些話語的雋永和催眠力，使家長和學生們都不由自主地投放了大量的時間、金錢與人生資源在教育上。問題是，如果現代的教育真能夠帶來人們所期望的高投資報酬率，能夠使人民實現出人頭地的偉望，那麼為何「擔任公職」這個選項沒有成為雞肋，反而是許多人擠破頭的熱門目標？
其實，第一段的引文並不是在講台灣。它是來自一本1895年初次出版的書，法國作家勒龐（Gustav Le Bon, 1841-1931）所寫的《烏合之眾》（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中文譯者馮克利）。作者所描述的是發生在法國的教育現象，而且距今已經超過一百年了，居然還能讓我對號入座，我想這是因為我們同樣處在一個現代化的浪潮下：推翻了君主政體或封建制度之後，所謂的民主政治制度帶來了全民受教育的機會，使得受教育首次成為人民的權利兼義務。
然而，勒龐犀利的眼光觀察到，全民受教育的結果並不是集體精英化，而是集體平庸化。他引用法國思想家丹納（Hippolyte Taine, 1828-1893）的話，描述那些通過了重重考試的人：「……他們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們繼續成長的能力涸竭了，一個得到充分發展的人出現了，然而他也是個筋疲力盡的人。他成家立業，落入生活的俗套，而只要落入這種俗套，他就會把自己封閉在狹隘的職業中，工作也許還算本分，但僅此而已。」（第148頁）
人生就這樣？
或許我個人比較悲觀，在我看來為大眾所設計的「教育」，只能稱為「綜合洗腦系統」，它能夠教導出一個個認得字、會做基礎算術的國民，但更重要的是讓這些國民在多年的集體學習之後，學會服從權威、畏懼權威，如此他們才會記得在離開校園後的人生裡循規蹈矩，按時納稅，跟隨著政令宣導和媒體宣傳而行動，並保持對政治、法律、社會等公眾議題的疏離無感，甚至恐懼排斥。到最後，從這個教育系統出來的人（包括父母和孩子們），最安全合理的期望，似乎也就是向政府展示自己多年來訓練有素的背誦和依規定行事的能力，以謀取一份公職，使人生憂苦最小化。（再一次，這無可厚非。）
最近，有年輕的學生發起了「反微調課綱」「反黑箱課綱」的抗議行動，在當局並不友善的回應之下，有個學生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覺得把自殺污名化或悲壯化都不適合，但感到很難過的是，為什麼在這個國家，年輕人的課餘活動不是去享受青春、廣泛求知、鍛鍊體魄、累積對未來有助益的各種經驗，而是得去衝撞號稱自由開放、實則權威保守的體制，並一次又一次累積挫敗感和對社會的失望？更教人心痛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權威的陰影，透過警察的拘捕、師長的關切、家長的訓斥，盤旋在脆弱易感的年輕心靈之上。
這或許就是現在年輕人所要面對的現實：除了大學的窄門變寬了之外，無論是工作機會或創業條件，無論是法律、政治或教育的變革管道，都被年長的先占者設立了重重的障礙，以至於那些晚了幾年出生的年輕人，不但找不到出路，連呼吸都變得困難了。
或許，現代的教育根本是在製造一種幻覺，它先讓我們產生成為精英、出人頭地的期望，然後又讓我們對自己的終究平凡無奇感到失望。我們還以為是自己學得不好、考得不好，於是便把這份期望繼續交棒給下一代……殊不知洗腦系統就是用來洗腦的，沒有別的功能！
對於人生，如果想要獲得不同的結果，很悲哀地我覺得我們恐怕需要從這個教育系統以外的地方去尋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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