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4/2015

不愉快的童年造就不尋常的作家?:開始認識喬治.歐威爾

如果邀請你現在坐下來寫一篇作文,題目是「歡樂童年」,你會寫些什麼?

不難猜想,許多人會在這樣的作文中提到與母親、父親或祖父母的相處細節,或是與兄弟姊妹及同學玩伴一起嬉戲、探險的成長經歷。最能夠輕易浮現腦海的童年回憶,往往夾雜著熱烈深刻的情感和情緒,也許是歡樂、期盼、感動、滿足,但也可能是失落、悲傷、憤怒、恐懼。

如果願意認真回溯童年,重新敘述那些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重要」事件,應該不難找到我們成長的軌跡。這裡所謂的「重要」,比較不是客觀的評判,而是每個人自己主觀的認定和詮釋。例如,某人記得小時候與弟弟為一根棒棒糖而爭執的那幕情景,並且對於當時母親排解爭端的方式耿耿於懷,多年下來,這段記憶成為「母親偏心」的佐證而刻印在心上。

有人會說,就是這樣的兒時經驗,「塑造」了一個人的性格(例如,因為母親有這種偏心的態度,使這個小孩從此「自我價值感低落」)。但是,也有人主張,是每個人的性格在決定其如何詮釋童年經驗(例如,這個小孩子出於較強的自我中心傾向,看到母親排解爭端的方式不利於自己,就認定母親偏心)。

無論是作為性格的因果源頭或性格的單純反映,兒時經驗可以說深具意義。有機會的話,我滿有興趣聽人聊起他們的童年往事,如此我便可以充當業餘偵探,在對方的敘事中找尋線索,目的不是為了刺探什麼家庭秘密,而是從中一窺其「成長的軌跡」,這通常可以幫助我更了解對方。

當然,要是有人直接把自己的兒時記憶形諸文字,那就讓人可以更方便地了解他的情感和思想脈絡了。


作家的童年竟是這樣的

大名鼎鼎的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簡體版譯為喬治.奧威爾,1903-1950)寫過一篇「如此歡樂童年」的長文,收錄在《我為什麼要寫作》(簡體版,Why I Write,上海譯文出版社發行)這本書中。




先澄清一下,其實我還沒有讀過《動物農莊》和《1984》這兩部大作。我很抱歉,歐威爾的小說多年來始終沒有勾起我的閱讀欲望。為此深刻自省,我認為是由於自己始終對「政治小說」這個題材無感,於是敬而遠之。然而,或許是機緣到了,最近偶然讀到《我為什麼要寫作》一書中的幾篇歐威爾的人生自剖,開始令我對這位作家充滿好奇。

想到童年,歐威爾記得的是哪些事呢?當他以「8歲時被送入寄宿學校就讀、生活不適應而尿床頻頻」作為「如此歡樂童年」一文的破題,相信大多數讀者都會跟我一樣,大感意外而覺得必須盡快往下讀,一探究竟吧!

歐威爾的本名是埃里克.布萊爾(Eric Blair),他出生於英國殖民時期的印度,家庭背景屬於英國的「上層中產階級」。其實我不是很明確知道這個階級在當時英國社會中的面貌,但按照書中所陳述,他的家庭缺乏必要的財力來維持其階級地位。於是,很尷尬地,儘管歐威爾從小學到的是英國上層階級的口音,就讀的是貴族子弟在唸的預備學校,他卻必須依賴學校的資助才得以入學。

在學期間,勢利的校長和某位歐威爾特別痛恨的惡毒老師不時對他明示暗示:是學校減免了他的學費,他才能留在這裡(目的是寄望他日後以優異成績考進一流公學為學校爭光)。歐威爾的家境並不算窮困,但是在貴族和有錢人的圈子裡他們家卻必須面對財務窘迫的事實,這使他時常感到極大的難堪和羞辱。他曾回憶:「對一個孩子最殘酷的事情莫過於把他送到一個富家子弟的學校中去。意識到貧窮的孩子由於虛榮所受到的痛苦是成人所不能想像的。」(第19頁)

順道一提,同樣超乎我們想像的是,歐威爾就讀的那所預備學校,其舒適的程度竟「遠遠低於一個富裕的工人階級的家。例如,你一個星期只能洗一次熱水澡。伙食不僅吃得不好,而且吃不飽。」(第28頁)硬邦邦的床板、到處灌穿堂風的宿舍、積了塵土的過道、洗不乾淨的刀叉、稀粥裡總是可以找到頭髮和「說不清是什麼的黑色東西」、永遠黏糊糊的浴池水、骯髒破舊的廁所……這些事物實在不是我們一般人想像中貴族學校會有的配備。可是,歐威爾大概怕讀者不相信,於是特別強調:「不論是誰寫自己童年的回憶,都必須注意切莫誇張和自憐。……但是如果我沒有照實地記載這些基本上都是令人極其不快的記憶,那我就是弄虛作假了。」(第30頁)

多年前台灣曾流行一句廣告詞:「幻滅是成長的開始。」那種幻滅感,多數人可能會認為至少是從青少年階段才開始吧!然而看起來歐威爾卻是在八歲那一年就落入了幻滅的苦境,寄宿學校成了他體驗社會階級落差的第一現場。除了忍受師長的冷嘲熱諷,他還看盡了學生之間的勢利、虛榮和攀比。在自尊心屢遭打擊、挫折與屈辱的感受中,漸漸地,年少的歐威爾已歸納出,他心目中真實的社會是什麼樣貌,而什麼樣的人才有可能成功:

根據我周圍流行的社會標準,我是沒出息的,而且也不可能有出息。但是,各種不同的美德似乎神秘地互有關聯,而且在基本上是屬於同一種人的。舉足輕重的不僅是金錢,還有力量、美麗、魅力、運動員氣魄和精神,以及一種叫『膽量』或者『性格』的東西,在實際上,這意味著把你的意志強加於人的力量。這些品質,我一點也沒有。」(第52頁)



喬治.歐威爾 (圖片來源:英文版維基百科)


背上的負罪感

從某個角度來說,像歐威爾這樣的人生處境,其實並不罕見:一個人具有某種先天的優越地位(例如家世背景),但在另一方面又屬於某種弱勢(例如家道中落),就好比一隻鶴站在雞群裡是昂然高立,但偏偏一回到鶴群裡卻是其中最矮或最醜的。這樣的處境落差,很容易使人擺盪在時而優越、時而卑微的矛盾定位中。若想要認同優越的那一邊,卑屈和受辱的待遇便隨之而來,然而轉過身去,想要融入比較弱勢的那一邊,卻又發現有實際上的困難,畢竟,落難的王侯還是無法體會窮苦老百姓的痛。

帶著這些幾乎可以說是充滿創傷和痛苦的成長經歷,歐威爾後來對階級差異與歧視感到深惡痛絕。顯然,在階級制度分明的社會,並不會有真正的公平正義。制度造就了牢固的社會結構,上層的人勢必會剝削下層的人,上層人的生活空間勢必擠壓到下層人的生活空間。這是一種不能直視的階級差異,因此多數上層人都是選擇對它視而不見。但是歐威爾無法視而不見,童年的慘痛經驗使他對於人的被剝削、被踐踏特別感同身受,他那上層階級的背景,反而使他懷著深切的「負罪感」,覺得自己也是共犯,參與了對下層階級的剝削與欺凌。

歐威爾曾經喬裝成遊民、醉漢,混進庇護所,渴望接近底層的平民,被他們所接納(儘管他一開口就會被人識破他的出身背景)。他自願入伍,參與西班牙內戰以對抗法西斯極權。或許,被歧視、被排擠過的人,才能懂得何謂「人生而平等」,而什麼又是發自內心的尊重和包容。多年以後,歐威爾成為社會主義的信奉者,寫出了《動物農莊》、《1984》等深具時代意義的作品。


每個時代需要不同的救贖

話說回來,成長的經驗到底對一個人的影響有多大?我想這也是因人而異。童年往事有可能平淡瑣碎,也有可能成為左右人生重大抉擇的轉捩點,後者若再加上時代的背景,一個人的生命輪廓或許就此浮現。讀完「如此歡樂童年」,我不禁胡亂猜想,假使讓歐威爾晚出生三十年(例如1933-1980),避開兩次世界大戰的政治背景,或許同樣的寄宿學校悲慘經歷會使他日後成為兒童心理發展的專家也說不定!

歐威爾在文中不拐彎地質疑當年的教育經驗:「真正的問題是,讓一個學童多年生活在沒有理性的恐怖和精神錯亂的誤解裡,是否正常?」(第64頁)對這個問題,我想絕大多數人都會回答這是不正常的。但是,我們也無法否認,確實是如此不愉快的童年(間接)造就了一位不尋常的作家啊!

8/15/2015

語言,活著並變化著:兩岸語彙對照2

幾個月前,寫過一篇「兩岸語彙對照」,把自己平時察覺到,「同樣的意思,不同的中文使用者以不同的語彙來表達」的情況記下一些。本來以為自此可以搜集到一大堆,寫個十篇沒問題,想不到後來卻越來越少在生活中發現這樣的用語。

其實,在百度上可以搜索到很多這類流行用語或網絡流行用語,但我比較感興趣的是實際生活中會看到或聽到的語彙,畢竟我不是要編詞典。

我認為有一個主要的原因,那就是當我在一個不同的文化中待得越久,對於不一樣的語彙,會漸漸從陌生變得熟悉,然後也漸漸失去了玩味語言差異的敏感度(當然不希望這樣)。另一個原因則可能是,沒有持續去接觸具有異質背景的人,也就比較沒機會聽到特殊的語言用法。

所以,趁著新鮮感還在,再整理一些平常留意到,覺得有點意思的字詞。


簡體語彙:繁體語彙或解釋


卖萌:裝可愛

打酱油:不相干的人也來湊一腳、參一咖

靓女:美女、漂亮女子。這個詞的特別之處在於前一字的發音為「ㄌㄧㄤ、」。我常唸錯。

暖男:個性溫和的男子。(不過古天樂說,活著還有體溫的就是暖男。)

小鲜肉:體格散發青春魅力的年輕男子

老鲜肉:散發成熟魅力的中年男子

国际范儿:國際性的、世界性的

香饽饽:人人都想吃的東西。用來指稱非常受歡迎的人事物

杠杠的:非常好,好得沒話說

皮卡:pick up truck,小貨卡

靠谱:可靠。(自從習慣用「靠譜」這個詞之後,就再也想不起別的替代用法了。)

高能:才能優秀過人

不明觉厉:「雖然聽不懂對方在說什麼,但感覺好像很厲害」。這有點諷刺對方在裝高調、裝深奧。

没但玩:指某件事「沒意義、沒價值,但是很好玩」

然并卵:「然而並沒有什麼卵用」。用來表示徒勞無功的無奈。

城会玩:「你們城裡的人真會玩」。諷刺對方花樣真多,做的事令人難以理解。

秀分快:「秀恩愛的伴侶分得快」。對秀恩愛行為的吐槽。

果取關:「果斷取消關注」。停止在網路上追蹤或關注某人(通常指名人,也可能是朋友)的動態。

表叔:用來指稱享受權勢、作威作福的官員

毁三观:三觀指的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毀三觀的意思就是原本的思想信仰被徹底顛覆了。

秀下限:把自己最糟的一面呈現出來了還渾然不知

咋呼:就是有一種人有事沒事都會大聲嚷嚷,聲勢很大,但不是不懂裝懂的胡扯,就是遇事慌亂搞得大家很緊張。

冲破次元壁:穿越時空。好像是遊戲用詞。可用來形容某人的言行和想像力突破現實。

8/09/2015

媽媽說人多的地方不要去:讀勒龐的《烏合之眾》

料想是時代的氛圍感染了我,前陣子在書店瞥見這本書,雖然封面看起來有點學術(很白淨),而且還用收縮膜封包以致無法翻閱,卻還是好奇地買回家了。因為有一種感覺,未來,「群眾」這個概念將會越來越重要。

這本書就是法國作家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 1841-1931)所著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簡體版,原文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介紹這本書,必須附帶說明它的成書時間:初次出版於1895年——那一年,距離今天(2015年)已經120年了,但是距離法國大革命(1789年)才106年。而在那一年的亞洲,1895年4月,清朝政府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清朝因甲午戰爭戰敗而將台灣和澎湖割讓給日本。



換言之,本書作者身處的時代,正值劇烈的動盪與變遷,歐洲不平靜,亞洲不安寧,到後來還發生天翻地覆的兩次世界大戰(1914年至1918年;1939年至1945年)!在近代動盪局勢中所發生的種種政治、經濟、思想、社會、信仰的大破大立,深深影響著現在的我們。而其中一個需要更受關注的課題或許就是,群眾的興起。


從背景變主角,「群眾」興起

在那個民權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民主」和「自由」等思潮從歐美國家向各地蔓延擴散。歷史悠久的君主政體竟被推翻了,根深柢固的君權神授觀念遭受質疑,而曾經高高在上的皇室與貴族成員居然也有淪為過街老鼠的一天。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那些在法國大革命期間衝入巴士底監獄的,那些在街頭聚集,目睹皇室成員被送上斷頭台的,都是「群眾」。當世界不再只是少數幾個人說了算,理論上是會更好,但是,如何建構一個能兼顧大多數人福祉的世界?稍微一想就能理解這並非簡單輕鬆的事。

本書作者回顧自大革命以降,法國社會上發生的種種(主要是悲劇事件),他敏銳地觀察到,群眾雖然是由單獨的個體所聚集而成,卻有著獨特的集體心理以及行為模式。(注1)

在介紹書中的要點之前,先打個預防針。「烏合之眾」這個名稱聽起來有點負面:如果聽到有人稱呼我們所屬的群體為「烏合之眾」,想必會令我們感受很差(=脾氣會上來)。但是我建議,在我們閱讀本書或理解「群眾」這個主題時,請盡量試著在觀察者(如作者)和被觀察者(如群眾一員)兩種立場之間切換,設身處地,這是為了保持理性,也是求取觀點的平衡。

如果你曾參加任何一種群眾活動,例如選舉造勢、跨年晚會、流行歌手演唱會、街頭遊行,就不難體會,當我們身在群眾之中,受到氣氛的感染,真的會有一種充滿力量與激情的感覺——成千上萬人一同歡呼、一同嘆息、一同高歌、一同怒吼,那種感覺很棒對嗎?是否,一旦置身在人群之中,就有一種莫名的驅力,會使我們不由自主地去做一些平常不做的事,說一些平常不說的話?群眾這個集合體,到底具備哪些特性?


「我們」,不等於N個「我」

作者認為,群體會表現出一種「無意識行為」,有別於單獨個人的「有意識行為」,而且這種無意識行為的力量十分強大。過去,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受到君權的統治,無從聚集以產生力量,因此頂多只有在改朝換代之際、社會結構毀壞之時,群眾的身影才會出現。到了近代,由於君主專制的崩解、宗教信仰的弱化等因素,「群眾的聲音已經取得了優勢。」作者甚至直言預測,「一股最終仍會存在下來的現代至高無上的力量,即群體的力量。」(第051頁)

群體並不是「個體的總和」那麼簡單。當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會表現出一些新的特點」,「他們的感情和思想全都採取同一個方向,他們自覺的個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種集體心理。」(第062頁)作者指出,人們即便在智力與教育程度上有很大的差異,本能和情感卻是非常相似的,而正是這樣的本能和情感在主導著無意識、決定著我們對大多數事物的直覺反應與感受。所以作者指出,智商再高的人,一旦身在群眾之間,智力也會降低,表現出令人吃驚的愚蠢行為。

置身在人群之中,不但人的個體性降低,匿名性也升高了,使個體不再像平時那樣受到責任感的約束,而人多勢眾的力量感,更使人可以輕易卸下理性和理智,順隨著本能和情感而行動。所以作者指出,人在群眾之間,可以做出他平時絕對不會做的暴力與低劣行為。

作者更觀察到,情感和行動在群眾中具有「傳染性」(互相模仿?)。而且長時間融入群體行動的個體,會處於一種類似被催眠的狀態,變得很容易接受暗示,根據暗示而採取行動。這種傳染性、暗示性力量之強大,少有人能免疫。「在群體中,具備強大的個性、足以抵制那種暗示的個人寥寥無幾,因此根本無法逆流而動。」(第071頁)

既然群眾的行為很大程度上受到無意識的本能和情感的驅動,就不難理解作者所列舉的以下這幾項群眾的特點:

群眾是衝動、多變和急躁的:因為易受刺激,所以難以預測,可以時而表現得高尚、時而表現得野蠻。
群眾易受暗示和容易輕信:既然放下了理性,就極容易失去批判和質疑的能力。
群眾的情緒誇張又單純:越是單純誇張的情緒,越容易模仿和互相傳染。
群眾傾向偏執、專橫和保守:當理性被情緒與本能衝動淹沒,只剩下最簡單的是非,那就是黑和白,不能有灰色。(很像小孩子?)偏偏在這種專橫的任性表現之下,導致群體很容易對強權卑躬屈膝,對弱者頤指氣使。
群體會表現出道德行為:個體對自己利害得失的計算也跟著理性放下了,所以可以表現出不計名利,可以獻身、犧牲、慷慨赴死。


對照這幾項特點,再拿出幾個常見的中國成語來對照,覺得很有意思:我們常用「群情激憤」來描述眾人集體的憤怒不滿,用「寧犯天條,莫犯眾怒」警告群眾的憤怒比天條還可怕——惹不起!「眾志成城」代表群體強大的力量具有創造性和建設性的一面。至於「群龍無首」則提醒我們,群眾需要領導者。


如何駕馭群眾?

群眾的力量強大卻難以預測,既可以是具備奉獻精神的義勇軍,也可以是燒殺擄掠的強盜幫。那麼,是否有可能駕馭或引導群眾呢?在本書中,作者針對群眾的特性,找出一些領導他們的原則。


要想領導他們,不能根據建立在純粹平等學說上的原則,而是要去尋找那些能讓他們動心的事情、能夠誘惑他們的東西。」(第056-057頁)換言之,就是不能訴諸理性,而是要訴諸情感,而且是比較膚淺、容易打動人心的情感。

給群體提供的無論是什麼觀念,只有當它們具有絕對的、毫不妥協的和簡單明了的形式時,才能產生有效的影響。」(第104頁)意思是說,觀念不需要符合邏輯、不需要正確、更不可以複雜,甚至有所矛盾也無所謂,重點是要簡單易懂、直指人心——也就是能夠進入無意識,使其變成一種情感。

看這情況,理性在群眾中還真是毫無用武之地。作者直言:「群體推理的特點,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攪在一起,並且立刻把具體的事物普遍化。知道如何操縱群體的人,給他們提供的也正是這種論證。」(第109頁)例如「吃腦可以補腦、吃心可以補心」這樣的觀念並不科學,也是錯誤的邏輯,卻深入人心而極難翻轉。

另外,若想觸動群眾的本能和衝動,必須善用「形象」,因為最容易形象化、最鮮明、最栩栩如生的事物,才足以引發群眾的激烈反應。「只有形象能吸引或嚇住群體,成為他們的行為動機。」(第111頁)書中提到,「上千次小罪或小事件,絲毫也不會觸動群眾的想像力,而一個大罪或大事件卻會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其造成的危害與100次小罪相比不知小多少。」(第114頁)意思是,群眾傾向於特別關注駭人聽聞的一兩樁事件,可是對於影響可能更深遠但不具鮮明形象的事件,則根本漠不關心。

既然群眾的角色越來越重要,我們當然會關注,什麼樣的人有能力對群眾產生影響力?因為這樣的人,是現在也將是未來各類公共場域中的領頭者。


誰能駕馭群眾?

作者提到,「只要有一些生物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動物還是人,都會本能地讓自己處在一個頭領的統治之下。」換句話說,「被領導」是生物的本能。人渴望被領導。「一群人就像溫順的羊群,沒了頭羊就會不知所措。」(第172頁)

我們已經知道,想要影響群眾,必得訴諸情感,因此作者認為,群體的領袖不可能是那種深謀遠慮、瞻前顧後的思想家,而比較可能是信念堅定、意志堅強,甚至具備「神經質」、「好興奮」、「半癲狂」的特質。這是個矛盾的事實:群眾本身易受刺激而多變,卻渴望一個有堅強意志、狂熱信仰的人來領導他們。作者指出,從人類歷史上看,「信仰」所產生的力量最為驚人,而信仰的建立,則都是源自人群中影響力超強的領袖。

那麼,過去與現在的群眾領袖,是用什麼方式來「動員」廣大的群眾?本書歸納出三個明確的手段:「斷言法」、「重複法」、「傳染法」。

作出簡潔有力的斷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證據,是讓某種觀念進入群眾頭腦最可靠的辦法之一。一個斷言越是簡單明了,證據和證明看上去越貧乏,它就越有威力。」(第180頁)不過,有了斷言,還必須不斷地重複,才能深植人心。「不斷重複的說法會進入我們無意識的自我深層區域,而我們的行為動機正是在這裡形成的。」(第181頁)洗腦般的不斷重複,嗯,消費品廣告的威力就是這樣來的(例如,「感冒用XX,咳嗽用XX…… 」。日後在感冒咳嗽之時,會令人直覺想起這個XX品牌)。

當斷言經過了有效的重複之後,就會開始流行,產生強大的傳染力。相關的觀念、情感、情緒和信念,會像病菌一樣在群眾中擴散開來,變得越來越普及,而且根深柢固。

不過,作者特別強調,想要有效影響群眾,還必須具備某種「名望」。名望指的是一個人、一部著作、一個觀念所具備的某些條件或特質,會在無意識層面自動引發人的情感和本能,例如崇敬、畏懼、讚賞、羨慕等。


群眾的時代,渴望領袖的時代

有些名望來自外在,包括財富、職位頭銜、名譽、衣裝,例如首富的地位、軍人的制服和醫生法官的袍子。有些名望則是無形的,但能夠透過重複的斷言與傳染,而形成一種共同的信念,例如文學家或藝術家透過不斷的被吹捧、宣傳,到最後成為市井小民看不懂卻也跟著推崇的大師。

這其中的奧妙就在於,名望的因素會支配群眾的頭腦,「完全痲痹我們的批判能力。」(第187頁)因為「群眾就像個人一樣,總是需要對一切事情有現成的意見。」(第191頁)而名望恰好可以提供現成的意見,讓人省去許多思考和判斷的力氣。

然後,作者以拿破崙為例,指出還有一種名望是來自個人特質(我個人覺得可以稱之為氣勢、光環或氣場),一種不怒而威的領袖氣質,足以讓萬千群眾(其中不乏聰明英勇之士)願意為此人出生入死。

有了名望,不需要知識學歷,甚至一開始也不需要功勳業績,一個領導者就得以支配、操縱群眾。但是名望並不會永續,一旦領導者落入了失敗,名望也會跟著消失,而且「昨天受群眾擁戴的英雄一旦失敗,今天就會受到侮辱。當然,名望越高,反應也會越強烈。」「信徒們總是窮凶極惡地打碎他們以前神靈的塑像。」(第199頁)

群眾領袖上台時,被尊為神一般的偶像,等到下台時,卻像落水狗一般狼狽不堪……這種現象,大家應該不陌生吧!可惜歷史總是一再重演。我們該說是這些群眾領袖不夠強,才讓群眾的期許幻滅,還是該歸諸群眾本身的情緒化與多變?


我們何曾注視過群眾?

或許因為我們自己常常就身在群眾之中,因此比較傾向認同群眾,而少有機會從客觀他者的角度去「注視」群眾——觀察群眾說了什麼、做了什麼,以及去理解「群眾在想什麼」。

例如我們聽過「盲目從眾」的說法,但似乎不曾細想,為什麼人一旦進入了群體之中,就會失去理性自主的判斷力?而且,我們恐怕總認為盲目從眾的都是別人,不會是我們自己。群眾的集體心理與行為,比我們直覺所能想像的更複雜和神秘,只是我們往往視而不見。


網路時代不可承受之輕

現今,人們普遍認定自己對國家發展、社會、政治、經濟、環保、法律、消費市場等各層面擁有「話語權」,甚至「決定權」,而且越來越習慣透過群體的形式來施展影響力,例如公職人員選舉、公民投票、街頭遊行、消費者運動等。人們越來越意識到,「聚眾」是有力量的,而且似乎開始在大大小小的場合中嘗試施展這個力量。小則揪團消費、在網路上集體按讚或留言洗版,大則實際到街頭參與遊行活動,投入政治抗爭。

各種類型的群眾,其實已經存在於我們生活的場域中。執政者面對的是選民;企業面對的是消費者群體以及員工;公眾人物面對的是越來越勇於力挺或嗆聲的廣大民眾;至於一般人呢,很可能也正透過社交媒體如臉書、推特、微博、微信,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在面對著自己的「社交圈」、「朋友圈」。

這樣的趨勢,美其名為「民主的實踐」、「人民的覺醒」、「消費者意識抬頭」,但其中也不免隱含著風險。畢竟,如本書所指出的,群眾具有容易受情緒牽引、輕信、專橫、多變等特質,如果是完全未經組織的群眾,其行為表現更是難以預測和捉摸。

尤其進入網路時代之後,群眾得以輕易在虛擬空間裡集結、發聲,「網友罵翻」的報導已是稀鬆平常。我們看到,當群眾滿意或喜歡你的時候,他們是你最死忠的粉絲和按讚部隊;當群眾不滿意或討厭你的時候,他們是「打臉」毫不手軟的鄉民或網民。無論在實體世界或網路平台,我們都有更迫切的需要去了解群眾的集體心理,了解危機處理的原則,準備好因應不時會爆發的衝突。


未來,群眾將往什麼方向走?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句話說起來多麼老套,但用來比喻群眾,仍是那麼的貼切。勒龐先生在一百多年前寫下對群眾的觀察,有人讚揚他真知灼見,但也有人認為他的分析有偏頗,但不可否認的是,他的這部(不厚的)著作,多年來一再重印、被翻譯,而且已成為探討群眾心理的重要參考之作。

作者對於群眾勢力的出現,其實感到相當的憂心,他認為群眾可能使西方文明倒退到混亂的無政府時期,而且他指出,「創造和領導著文明的,歷來就是少數知識貴族而不是群體。群體只有強大的破壞力,他們的統治永遠無異於一個野蠻階段。」而且「徹底摧毀一個破敗的文明,一直就是群眾最明確的任務。」(第054頁)換言之,一個繁盛的文明不會是因群眾而導致破敗,但是破敗了的文明卻會被群眾進一步摧毀。


古斯塔夫.勒龐(圖片來源:英文版維基百科)


民主和自由的浪潮,至今還在沖刷著我們,這兩種觀念已經成為真理般的存在,若有人對之稍加質疑,都有可能犯眾怒。然而,信仰民主和自由的我們,真的覺得眼前的社會沒有可質疑的餘地嗎?擾攘喧騰無效率的議會,時而討好人民、時而顢頇專斷的政府,追逐收視率而不斷挑動民眾情緒的媒體,充斥謾罵和對立的網路空間,占據注意力資源、無所不在的廣告……至少我個人認為,當前的世界需要更好的領導者,而身在群眾之間的我們,更有必要對群眾的盲點、弱點心生警惕,防止有心者對群眾的惡意操縱。

如果我們想要對這世界的紛擾混亂加以梳理,勢必得將群眾的因素考慮進去。《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或許可以作為理解群眾的起點,我認為相當值得一讀。



注1:在本書中,作者把民族(種族)視為影響群眾集體心理與行為的一個重要因素,但由於書中主要是在比較盎格魯—撒克遜人(英國人)與拉丁民族(法國與西班牙)的差異,而且種族主義的論點至今已經不太能被接受,所以我決定略過這部分的介紹。


8/02/2015

「教育」難道不是一種幻覺

這種制度的危害要比這嚴重得多,它使服從它的人強烈地厭惡自己的生活狀態,極想逃之夭夭。工人不想再做工人,農民不想再當農民,而大多數地位卑賤的中產階級,除了吃國家職員這碗飯以外,不想讓他們的兒子從事任何別的職業。」(第143頁)


不知道有沒有人看得出來,前面這段引文所提到的「這種制度」,指的是「教育」。

或許只有我一個人覺得,它所描述的教育「危害」,某種程度上滿符合我自己的經驗以及我所看到的現象——「教育改革」之後,愈來愈多人得以唸大學,取得高等教育的文憑。然後,不管是畢業生自己,還是他們的家長,理所當然無法接受已經念過大學的人還去工廠或田地裡工作。(這無可厚非。)然後,尤其在經濟景氣不理想的當兒,許多家長還真的會期望孩子最好能通過高普考,謀得一份穩定的公職。(這也無可厚非。)可懼的是,在個人層面無可厚非的人生願望,從整體社會層面上看,卻讓人覺得這樣的教育是否哪裡不對勁了?

教育的結果,反而是令愈來愈多人民對自己的生活處境感到不滿,這豈不是很矛盾嗎?或許部分原因出在,我們普遍對教育抱持著太高的期望:「窮不能窮教育」、「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點」、「透過教育能改變命運」,這些話語的雋永和催眠力,使家長和學生們都不由自主地投放了大量的時間、金錢與人生資源在教育上。問題是,如果現代的教育真能夠帶來人們所期望的高投資報酬率,能夠使人民實現出人頭地的偉望,那麼為何「擔任公職」這個選項沒有成為雞肋,反而是許多人擠破頭的熱門目標?

其實,第一段的引文並不是在講台灣。它是來自一本1895年初次出版的書,法國作家勒龐(Gustav Le Bon, 1841-1931)所寫的《烏合之眾》(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中文譯者馮克利)。作者所描述的是發生在法國的教育現象,而且距今已經超過一百年了,居然還能讓我對號入座,我想這是因為我們同樣處在一個現代化的浪潮下:推翻了君主政體或封建制度之後,所謂的民主政治制度帶來了全民受教育的機會,使得受教育首次成為人民的權利兼義務。

然而,勒龐犀利的眼光觀察到,全民受教育的結果並不是集體精英化,而是集體平庸化。他引用法國思想家丹納(Hippolyte Taine, 1828-1893)的話,描述那些通過了重重考試的人:「……他們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們繼續成長的能力涸竭了,一個得到充分發展的人出現了,然而他也是個筋疲力盡的人。他成家立業,落入生活的俗套,而只要落入這種俗套,他就會把自己封閉在狹隘的職業中,工作也許還算本分,但僅此而已。」(第148頁)


人生就這樣?

或許我個人比較悲觀,在我看來為大眾所設計的「教育」,只能稱為「綜合洗腦系統」,它能夠教導出一個個認得字、會做基礎算術的國民,但更重要的是讓這些國民在多年的集體學習之後,學會服從權威、畏懼權威,如此他們才會記得在離開校園後的人生裡循規蹈矩,按時納稅,跟隨著政令宣導和媒體宣傳而行動,並保持對政治、法律、社會等公眾議題的疏離無感,甚至恐懼排斥。到最後,從這個教育系統出來的人(包括父母和孩子們),最安全合理的期望,似乎也就是向政府展示自己多年來訓練有素的背誦和依規定行事的能力,以謀取一份公職,使人生憂苦最小化。(再一次,這無可厚非。)

最近,有年輕的學生發起了「反微調課綱」「反黑箱課綱」的抗議行動,在當局並不友善的回應之下,有個學生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覺得把自殺污名化或悲壯化都不適合,但感到很難過的是,為什麼在這個國家,年輕人的課餘活動不是去享受青春、廣泛求知、鍛鍊體魄、累積對未來有助益的各種經驗,而是得去衝撞號稱自由開放、實則權威保守的體制,並一次又一次累積挫敗感和對社會的失望?更教人心痛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權威的陰影,透過警察的拘捕、師長的關切、家長的訓斥,盤旋在脆弱易感的年輕心靈之上。

這或許就是現在年輕人所要面對的現實:除了大學的窄門變寬了之外,無論是工作機會或創業條件,無論是法律、政治或教育的變革管道,都被年長的先占者設立了重重的障礙,以至於那些晚了幾年出生的年輕人,不但找不到出路,連呼吸都變得困難了。

或許,現代的教育根本是在製造一種幻覺,它先讓我們產生成為精英、出人頭地的期望,然後又讓我們對自己的終究平凡無奇感到失望。我們還以為是自己學得不好、考得不好,於是便把這份期望繼續交棒給下一代……殊不知洗腦系統就是用來洗腦的,沒有別的功能!

對於人生,如果想要獲得不同的結果,很悲哀地我覺得我們恐怕需要從這個教育系統以外的地方去尋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