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難猜想,許多人會在這樣的作文中提到與母親、父親或祖父母的相處細節,或是與兄弟姊妹及同學玩伴一起嬉戲、探險的成長經歷。最能夠輕易浮現腦海的童年回憶,往往夾雜著熱烈深刻的情感和情緒,也許是歡樂、期盼、感動、滿足,但也可能是失落、悲傷、憤怒、恐懼。
如果願意認真回溯童年,重新敘述那些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重要」事件,應該不難找到我們成長的軌跡。這裡所謂的「重要」,比較不是客觀的評判,而是每個人自己主觀的認定和詮釋。例如,某人記得小時候與弟弟為一根棒棒糖而爭執的那幕情景,並且對於當時母親排解爭端的方式耿耿於懷,多年下來,這段記憶成為「母親偏心」的佐證而刻印在心上。
有人會說,就是這樣的兒時經驗,「塑造」了一個人的性格(例如,因為母親有這種偏心的態度,使這個小孩從此「自我價值感低落」)。但是,也有人主張,是每個人的性格在決定其如何詮釋童年經驗(例如,這個小孩子出於較強的自我中心傾向,看到母親排解爭端的方式不利於自己,就認定母親偏心)。
無論是作為性格的因果源頭或性格的單純反映,兒時經驗可以說深具意義。有機會的話,我滿有興趣聽人聊起他們的童年往事,如此我便可以充當業餘偵探,在對方的敘事中找尋線索,目的不是為了刺探什麼家庭秘密,而是從中一窺其「成長的軌跡」,這通常可以幫助我更了解對方。
當然,要是有人直接把自己的兒時記憶形諸文字,那就讓人可以更方便地了解他的情感和思想脈絡了。
作家的童年竟是這樣的
大名鼎鼎的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簡體版譯為喬治.奧威爾,1903-1950)寫過一篇「如此歡樂童年」的長文,收錄在《我為什麼要寫作》(簡體版,Why I Write,上海譯文出版社發行)這本書中。
先澄清一下,其實我還沒有讀過《動物農莊》和《1984》這兩部大作。我很抱歉,歐威爾的小說多年來始終沒有勾起我的閱讀欲望。為此深刻自省,我認為是由於自己始終對「政治小說」這個題材無感,於是敬而遠之。然而,或許是機緣到了,最近偶然讀到《我為什麼要寫作》一書中的幾篇歐威爾的人生自剖,開始令我對這位作家充滿好奇。
想到童年,歐威爾記得的是哪些事呢?當他以「8歲時被送入寄宿學校就讀、生活不適應而尿床頻頻」作為「如此歡樂童年」一文的破題,相信大多數讀者都會跟我一樣,大感意外而覺得必須盡快往下讀,一探究竟吧!
歐威爾的本名是埃里克.布萊爾(Eric Blair),他出生於英國殖民時期的印度,家庭背景屬於英國的「上層中產階級」。其實我不是很明確知道這個階級在當時英國社會中的面貌,但按照書中所陳述,他的家庭缺乏必要的財力來維持其階級地位。於是,很尷尬地,儘管歐威爾從小學到的是英國上層階級的口音,就讀的是貴族子弟在唸的預備學校,他卻必須依賴學校的資助才得以入學。
在學期間,勢利的校長和某位歐威爾特別痛恨的惡毒老師不時對他明示暗示:是學校減免了他的學費,他才能留在這裡(目的是寄望他日後以優異成績考進一流公學為學校爭光)。歐威爾的家境並不算窮困,但是在貴族和有錢人的圈子裡他們家卻必須面對財務窘迫的事實,這使他時常感到極大的難堪和羞辱。他曾回憶:「對一個孩子最殘酷的事情莫過於把他送到一個富家子弟的學校中去。意識到貧窮的孩子由於虛榮所受到的痛苦是成人所不能想像的。」(第19頁)
順道一提,同樣超乎我們想像的是,歐威爾就讀的那所預備學校,其舒適的程度竟「遠遠低於一個富裕的工人階級的家。例如,你一個星期只能洗一次熱水澡。伙食不僅吃得不好,而且吃不飽。」(第28頁)硬邦邦的床板、到處灌穿堂風的宿舍、積了塵土的過道、洗不乾淨的刀叉、稀粥裡總是可以找到頭髮和「說不清是什麼的黑色東西」、永遠黏糊糊的浴池水、骯髒破舊的廁所……這些事物實在不是我們一般人想像中貴族學校會有的配備。可是,歐威爾大概怕讀者不相信,於是特別強調:「不論是誰寫自己童年的回憶,都必須注意切莫誇張和自憐。……但是如果我沒有照實地記載這些基本上都是令人極其不快的記憶,那我就是弄虛作假了。」(第30頁)
多年前台灣曾流行一句廣告詞:「幻滅是成長的開始。」那種幻滅感,多數人可能會認為至少是從青少年階段才開始吧!然而看起來歐威爾卻是在八歲那一年就落入了幻滅的苦境,寄宿學校成了他體驗社會階級落差的第一現場。除了忍受師長的冷嘲熱諷,他還看盡了學生之間的勢利、虛榮和攀比。在自尊心屢遭打擊、挫折與屈辱的感受中,漸漸地,年少的歐威爾已歸納出,他心目中真實的社會是什麼樣貌,而什麼樣的人才有可能成功:
「根據我周圍流行的社會標準,我是沒出息的,而且也不可能有出息。但是,各種不同的美德似乎神秘地互有關聯,而且在基本上是屬於同一種人的。舉足輕重的不僅是金錢,還有力量、美麗、魅力、運動員氣魄和精神,以及一種叫『膽量』或者『性格』的東西,在實際上,這意味著把你的意志強加於人的力量。這些品質,我一點也沒有。」(第52頁)
喬治.歐威爾 (圖片來源:英文版維基百科)
背上的負罪感
從某個角度來說,像歐威爾這樣的人生處境,其實並不罕見:一個人具有某種先天的優越地位(例如家世背景),但在另一方面又屬於某種弱勢(例如家道中落),就好比一隻鶴站在雞群裡是昂然高立,但偏偏一回到鶴群裡卻是其中最矮或最醜的。這樣的處境落差,很容易使人擺盪在時而優越、時而卑微的矛盾定位中。若想要認同優越的那一邊,卑屈和受辱的待遇便隨之而來,然而轉過身去,想要融入比較弱勢的那一邊,卻又發現有實際上的困難,畢竟,落難的王侯還是無法體會窮苦老百姓的痛。
帶著這些幾乎可以說是充滿創傷和痛苦的成長經歷,歐威爾後來對階級差異與歧視感到深惡痛絕。顯然,在階級制度分明的社會,並不會有真正的公平正義。制度造就了牢固的社會結構,上層的人勢必會剝削下層的人,上層人的生活空間勢必擠壓到下層人的生活空間。這是一種不能直視的階級差異,因此多數上層人都是選擇對它視而不見。但是歐威爾無法視而不見,童年的慘痛經驗使他對於人的被剝削、被踐踏特別感同身受,他那上層階級的背景,反而使他懷著深切的「負罪感」,覺得自己也是共犯,參與了對下層階級的剝削與欺凌。
歐威爾曾經喬裝成遊民、醉漢,混進庇護所,渴望接近底層的平民,被他們所接納(儘管他一開口就會被人識破他的出身背景)。他自願入伍,參與西班牙內戰以對抗法西斯極權。或許,被歧視、被排擠過的人,才能懂得何謂「人生而平等」,而什麼又是發自內心的尊重和包容。多年以後,歐威爾成為社會主義的信奉者,寫出了《動物農莊》、《1984》等深具時代意義的作品。
每個時代需要不同的救贖
話說回來,成長的經驗到底對一個人的影響有多大?我想這也是因人而異。童年往事有可能平淡瑣碎,也有可能成為左右人生重大抉擇的轉捩點,後者若再加上時代的背景,一個人的生命輪廓或許就此浮現。讀完「如此歡樂童年」,我不禁胡亂猜想,假使讓歐威爾晚出生三十年(例如1933-1980),避開兩次世界大戰的政治背景,或許同樣的寄宿學校悲慘經歷會使他日後成為兒童心理發展的專家也說不定!
歐威爾在文中不拐彎地質疑當年的教育經驗:「真正的問題是,讓一個學童多年生活在沒有理性的恐怖和精神錯亂的誤解裡,是否正常?」(第64頁)對這個問題,我想絕大多數人都會回答這是不正常的。但是,我們也無法否認,確實是如此不愉快的童年(間接)造就了一位不尋常的作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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