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趨緩，差不多該拚經濟了

自從寫了《暢想疫情趨緩的未來》（4月28日），我得出的結論是盡可能不在醫療資源緊繃的期間染疫，一來是可以把醫療資源留給更需要的人，二來則是避免自己萬一染疫卻得不到適當醫療。爾後，經過四個多月疫情的起伏，周遭陸續有親友確診，所幸的是，都在休養後康復。截至9月25日，台灣Covid確診總人數來到六百多萬（6,250,051），死亡總人數則為一萬多（10,828）。從確診數的變化曲線來看，疫情似乎有所趨緩，然後看輕症的比例，輕症化、感冒化的趨勢十分明顯。那麼，接下來的發展會是怎樣呢？

台灣2022年Covid確診數變化

儘管誰也不敢保證會不會有另一波變種病毒的來襲，導致疫情再度升溫、確診數再度上升，但從街頭巷尾人群逐漸重現的景象看來，大家似乎在審慎中漸漸習慣了病毒的存在。根據新聞報導，政府即將逐步實施邊境開放政策，也就是，回復正常生活的下一步正要展開。

9月22日新聞，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9月29日起每週入境總人數上限從5萬提高為6萬，並且取消入境機場唾液PCR檢測，入境居家檢疫則改為前3天居家檢疫處所為「一人一室」（有獨立衛浴的房間，可以是自宅或親友住所或旅館）。

以上方案實施後，若疫情無重大變化，預計將從10月13日起，試行每週入境總人數上限提高至15萬，並且放寬入境人員免居家檢疫，改採7天自主防疫，即俗稱的「0+7」。所謂的自主防疫，是只要有2日內快篩陰性，即可外出。此措施意義重大，因為這意味著，無論國人返回台灣或是外國人入境，都不必再強制隔離，既保有人身行動的自由，也免除了居住檢疫旅館的費用和暫停工作導致的損失。這一波的邊境開放，將撤除多項管制和禁令，勢必能提高民眾出國或返國的意願，也讓外國人得以無阻礙地來台灣進行商務或觀光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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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台灣的防疫措施放寬步調並不是特別快。歐美一些國家因為施打疫苗的時程較早，加上原本就抱持「群體免疫」、「與病毒共存」的觀念，從今年第一季起就已陸續在開放。台灣是從今年三月才開始朝向群體免疫邁進。病毒進入社區中，輕症者自主在家，中重症者入院診治。經過數個月確診數大增的震撼，如今終於出現回歸正常生活的曙光。

時至九月，鄰近的亞洲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已在加快步調解封，相信台灣在國內外的期盼和壓力下，也會在近期推出新規定。截至9月27日，一些觀光目的國的防疫新規定如下，僅供參考：

日本

目前，日本國民無論在室內或戶外都沒有強制戴口罩，但2公尺內近距離與人交談建議戴口罩。

10月11日起取消每日入境日本人數上限，解除個人自由行禁令（也就是恢復自由行），短期停留免除簽證要求。入境日本的旅客如果已打滿三劑疫苗（須為日本認可的疫苗種類），可以不用出示出發前72小時核酸檢測證明，但須戴口罩。

韓國

韓國國民自9月26日起全面解除戶外戴口罩的義務，室內戴口罩的要求則繼續維持。

入境韓國的旅客，9月3日起不須提供陰性檢測證明，但入境一天內仍要接受PCR檢測。台灣旅客10月31日前可以免簽證入境。

新加坡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必須戴口罩，其它場合不須戴口罩。

入境新加坡的旅客，打滿兩針疫苗並出示證明，入境可免檢測、免隔離。若未打滿兩針，出示出發前兩天內的陰性檢測證明，即可入境免隔離。

泰國

6月起已解除口罩令。

10月1日起，入境泰國的旅客不須提供接種疫苗證明或檢測結果，並且入境不須隔離。即便輕症或無症狀患者也不須隔離（但外出必須戴口罩）。

加拿大

自10月1日起，入境加拿大的旅客不再有任何COVID-19防疫限制，並且取消所有篩檢、檢疫及隔離的要求。原本旅客須在飛機及火車上戴口罩的規定，也同時取消。

聚焦經濟的時候到了

有沒有發現，這幾個國家的新規定傳遞著一個信號，那就是：「歡迎光臨！」各國無不希望盡快解除限制，以刺激觀光、活絡經濟，迎向復甦。接下來我們很快就會看到進一步的開放，直至取消所有的防疫限制措施。

一定有不少人老早就超前部署在等待著邊境開放，說不定都已經訂好機票住宿，年底之前就要出國放飛了。不過，對台灣來說或許更重要的是，無數的商家早已殷殷期盼國內外觀光客的重新蒞臨，為低迷已久的觀光產業、服務業注入活水。

在過去兩年多的疫情期間，我個人所知道的就有好幾個店家因為業績下滑而被迫歇業關門，這不只是店頭生意沒得做的問題。兩年多入不敷出的經營，恐怕也已造成店主個人資產的減損。若再不盡快讓消費人群回來，恐怕將有更多苦撐中的商家無法在疫情結束後存活下來，而這對所有人來說都是損失。

當前，台灣每天都還有三~四萬確診，想要消除Covid病毒已經變成不可能的事。防疫雖然重要，內心雖仍恐懼病毒，卻已不能原地踏步。未來，必須有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疫情後的復甦，使民生經濟恢復生機！

暢想疫情趨緩的未來

自2020年1月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本站只寫過兩篇相關的文章，都是跟「疫情轉折」有關。回想2020年初，病毒開始肆虐全球，導致各國民生經濟和政治的混亂。到了2021年初，新冠疫苗問世，不久後台灣也因五月疫情緊繃而開啟了疫苗大亂鬥。接近年底時，又有Omicron變種病毒現身，其傳播力超強，使得各國疫情再次攀上高峰，但同時，這個變種病毒的特性顯得與之前的病毒不太一樣。

雖然專家都提醒新冠疫情「不會完全結束」，但疫情似乎已進入另一個階段。我個人對於疫情的轉折很感興趣，二月時看到歐美陸續放寬防疫限制，心想「是認真的嗎？」好奇「台灣也會跟進嗎？」於是有了2月23日的〈邁向疫情轉折點？〉，以及〈推敲一下疫情如何終結〉（3月13日）兩篇討論。

新的資訊一直冒出來，其實每個人都找得到、看得到，但我覺得或許我們已習慣兩年多來的防疫模式，某種程度上被思考的框架束縛住了，陷入某種慣性之中。例如，即便新的變種病毒致死率已明顯下降，以輕症和無症狀居多，我們還是下意識對新冠病毒懷著不成比例的恐懼之心。這種慣性使我們對防疫規定的修正有所質疑，也對眼前確診數不斷升高感到困惑甚至心懷牴觸。本文的目的，就是在這個時間點來暢想一番，當台灣邁向所謂「群體免疫」的過程中，我身為平凡小民可以如何預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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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面對什麼

2020年世界變了，2022年世界又變了一次。Omicron變種病毒傳播力強，潛伏期短，容易在短時間內爆發大量的感染，然而一旦確診，輕症或無症狀者居大多數。傳播力變強，代表清零不易。輕症占大多數，代表它離重感冒更近一點。這兩者其實有矛盾：若大費周章去收治和匡列大量類似重感冒的患者和其密切接觸者，將極度耗費醫療與社會資源，而能達到的效益卻不成比例。就如我們最近已經看到的，當確診人數迅速增加個幾千，舊有的防疫規定就導致遭到匡列必須隔離的人暴增上萬，被匡列的人感到不堪其擾。

目標是什麼

台灣原本的策略是把病毒阻絕在國境之外，但是當（變種）病毒的傷害力下降，當別的國家陸續達到群體免疫，台灣這個「無病毒的保溫箱」顯得免疫力不足，無法直接開放邊境跟他國正常往來，繼續這樣下去等於自絕於國際社會。

目前看起來，台灣社會整體的目標是「群體免疫」。當人群中有相當比例的人受到自然感染並產生抗體之後，可望在群體中形成免疫的屏障，使病毒傳播的途徑受阻（注意，並非完全中斷）。傳播受阻意味著感染的規模會下降，使疫情變成區域性的流行病。不過要注意的是，即便新冠病毒感染人群的速度開始降低，也只是傳播得較緩慢而已，若是病毒感染到免疫力低下的人群，還是可能造成比較嚴重的病症。

自保之道

從這個角度看的話，遲早有一天，每個人都會遇上這個病毒，至於會不會感染、會不會發病，就看各自的免疫力在那當下夠不夠。那麼，如果遲早會遇到病毒的話，還需要防疫嗎？

我在前文〈邁向疫情轉折點？〉的最後一部分，已經有討論到面對解封趨勢的個人策略。最直接的策略就是打疫苗，以人為方式增強抵禦病毒的能力。當然，不管有沒有打疫苗，提升自身免疫力也很關鍵。保持睡眠品質良好、飲食營養、水分攝取充足、活動量適足，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再者，基本的自我防護，包括戴口罩、勤洗手，非必要不出入人多且有人不戴口罩的場所，非必要不去醫療院所等容易有確診者出入的地方。

這些基本的防護，就是我們兩年多來一直在做的。只不過，願意或能夠做到什麼程度因人而異，例如醫護人員、防疫人員沒有選擇，必須長期在風險高的環境中工作，為守護大眾健康而付出，真的很辛苦，謝謝他們。

躲過這一波

話說回來，就算防護也不能極端到每天躲在家裡不出門，或整日神經兮兮擔驚受怕。既然每個人遲早都會遇到病毒，那就意味著我們可能終究會染疫，這個風險無法歸零的話，我們能做的就是設法平順度過。如何平順度過呢？我認為，至少不要在醫療資源緊繃的期間染疫，以免被迫要與眾多的確診者爭搶醫療資源。這就像上下班盡量避開交通尖峰時間一樣，是基於自利利人的理性考量。

對社會整體來說，防疫的目標是讓民眾平順地走過群體免疫的過程，傷害越少越好。具體來說，在勢必有許多人先後染疫的過程中，如何以有限的醫療資源守護生病的人。這一點，真的很不容易，畢竟任何的資源都經不起短時間內的擠兌。

對確診者的醫療方針一直在滾動式調整，目前，為了降低病毒傳播的速度和廣度，對確診者和密切接觸者的行動限制比較嚴格，確診輕症者必須一人一室待在家中不可外出，滿十天後才可以解除隔離。密切接觸者必須居家隔離三天，第四天起須每天快篩是陰性才可外出。未來一段時間，若疫情增長過快，也有可能會再推出餐廳禁止內用、學校停課、企業遠距上班等措施吧！

這也是我覺得在當前染疫不太划算的原因。目前確診者所受的限制比較多，一旦檢測陽性就形同要在家坐牢好幾天，即便身體很不舒服，若症狀不夠嚴重還是會被醫院請回家。有鑑於接下來還會有一段時間，醫療量能將持續緊繃，可能的話還是盡量避開這一波，把資源留給更需要的人。

需要多久的時間回復正常生活？

邁向群體免疫的過程中，台灣想要把疫情爆發的曲線壓平，緩和對醫療、對社會、對經濟民生、對心理的衝擊，這一點很可以理解。只不過，病毒一旦被釋放出來，就不是人為能完全控制駕馭的。面對疫情的各種變化，我們還是得拿出抗壓力，相互鼓勵，平撫不安，依實際情況隨時調整步伐。

4月27日，政府宣布取消實聯制，也就是出入各場所不必再拿出手機掃碼，發簡訊送出個人資料了。不再仔細疫調追溯確診者的足跡，不再大範圍匡列接觸者，這些其實可以算是生活正常化的第一道曙光！說到底，疫調確診者足跡、匡列接觸者，以及實聯制，都是某種程度的對隱私的侵犯，取消這些規定，可以說是人性的回歸！

雖然現下疫情才正要飆升，但遲早會趨緩，我覺得不妨試著模擬疫情趨緩之後的發展。

我認為，當每日確診人數增加率開始下降，代表病毒在人群中的傳播開始趨緩。大約在這之前或之後，應該就會開始放鬆對確診者和密接者的限制。例如，不再匡列密切接觸者、減少確診者的隔離天數、入境檢疫的隔離天數減少或不必隔離。然後，最令我引頸期盼的，是取消戴口罩的規定，雖然這個規定很可能要到最後階段才取消。

至於疫情要到什麼時候才會趨緩？看媒體報導，李秉穎醫師認為大約需要「4到5個月陣痛期，才能從大規模的社區流行轉變為低度流行」。照這個時間推估，今年八月或九月或許就能看到曙光了！就算再給多兩個月的時間，疫情在秋天趨緩也是很可期待的，然後年底聖誕節與明年春節將可以恢復自由跨國旅行吧！

一旦入境不再有限制，意味著台灣與同等疫情狀況的國家將可以恢復正常往來。到時，不但商業交流可以恢復，也是重啟旅遊的時機。其實我最近聽說已經有人出國旅遊去了，實在很敬佩這些人超前思維，駕馭風險，勇敢做想做的事。蟄伏了兩年多的台灣人，是否準備好解封後的計畫？你第一個要實現的計畫會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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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敲一下疫情如何終結：讀《TIME》封面故事

自去年底新冠肺炎病毒變種Omicron橫掃多國之後，全球疫情開始呈現不一樣的面貌，讓我開始好奇，所謂的輕症化、流感化是不是已經在發生？這樣的趨勢延續下去，疫情是否能在一兩年內終結？我非公共衛生專家，只是以個人觀察進行思考，尋思平凡小民在疫情時代的生存策略。

今年農曆春節期間，我開始注意到一些身在國外的中文網紅YouTuber紛紛表示自己確診，然後，我也陸續得知好幾位旅居美國的友人當中有人確診。這間接顯示Omicron變種病毒的強大傳染力。另外，農曆春節的前幾週，返台或來台的人數開始增加，從每天通報的境外確診數字也能讓人感受到這波變種病毒從境外湧入的壓力，幸運的是，後來並未在台灣島內傳播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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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一下疫苗

我記得2020年底疫苗問世之後是以色列率先開始施打，接著各歐美國家陸續投入。台灣採購疫苗的進度相對落後，起初民眾施打的意願也不高（畢竟國內疫情平穩），直到2021年五月上旬疫情爆發後，才激發出各路人馬的疫苗捐贈，並在下半年加緊施打，提高疫苗覆蓋率。

現在回頭一看，咦，2021年上半年在歐美國家施打的疫苗，似乎對年底橫空出世的Omicron病毒沒什麼防護力？例如我們看到，許多打過疫苗的人還是會感染，美其名曰突破感染，直白說就是疫苗無效（但嚴格說，不是完全無效，而是不完全有效）。無效的原因是什麼？是因為距離施打已有一段時間，疫苗的保護力已下降，所以被感染？還是因為原初的疫苗並無法抵禦變種的病毒？反正無論如何，第三劑加強針來了。

最近這一波，無論是加強針給予的保護力，還是自然感染後生成的抗體保護力，總之從每日確診數據來看，歐美國家的疫情是明顯在下降，這顯示當前群體內的免疫力是良好的，然後我們也從新聞報導看到，好幾個歐美國家的政府宣布將解除防疫限制，恢復正常生活。（另一個疫情緩和的間接徵兆，就是俄羅斯出兵入侵烏克蘭吧！）那麼，疫情真的將就此邁向終結了嗎？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全球疫情的變化會影響台灣後續的防疫政策，也當然會影響我們普通民眾未來幾年工作、生活、旅遊的規劃。當我在書店看到封面故事為「疫情如何終結」的美國《時代》周刊，便很好奇地拜讀，想知道媒體對這個問題是怎麼看。

疫情趨勢探索

2022年2月14日出刊的《時代》周刊，封面故事是HOW COVID ENDS。翻開第40頁，主標題寫著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副標題則是Covid-19 is learning to live with us. It might be time we learn to live with it. 新冠病毒正在學著存活於人類社會，人類也是時候學著習慣它的存在，與病毒共存。主標題的結尾有個問號，似乎暗示著文章所探索的「疫情終結」並非定論，目前提出的觀點和分析，都還存在著滾動式修正的可能。

撰文作者Alice Park在文章中指出，Omicron變種的出現，使得新冠肺炎病毒的全球疫情進入了另一個階段。這種病毒的特性在於，傳播能力數倍於先前的Delta病毒，但是對於注射過疫苗或曾自然感染過的人來說，Omicron造成的症狀相對輕微，主要是喉嚨痛、類似感冒的上呼吸道症狀，甚至有許多人是無症狀。也是因為這樣，有不少科學家認為Omicron病毒適合讓人體自然感染而產生抗體。

文中提到，無論是打疫苗後獲得抗體，或是自然感染後產生抗體，若群體中70%至90%的人有抗體，就達到專家認定的「群體免疫」。再者，某些預測估計，等這個變種病毒橫掃全球各地，會有一半的人受到感染而獲得抗體，而當有抗體的人增加，便會阻礙病毒的大規模傳染，使得全球疫情轉變為區域性疫情（from a pandemic to an endemic disease)，換句話說，到那時「大流行」將邁向終結，但更精確的說，疫情並不會完全結束，病毒也不會消失，只是主要在免疫力低下或未施打疫苗的人群之間傳播。

那麼，Omicron 病毒是不是此次大流行疫情的「尾聲」？專家認為這個機率只有40%至50%，理由是這個病毒的傳染性還是偏強，不易被人類的免疫能力所壓制，也就是說，其傳播力仍超出人類所能忍受的限度。病毒若要與人類共存，必須是感染之後症狀相對輕微短暫，痊癒後能讓人自然獲得免疫。我想這個意思應該是，未來病毒會持續變異，但會是進一步輕症化，還是來一個大魔王，沒有人能預料。

從《時代》周刊的總結中，大致理解了疫情終結的可能樣貌，那就是在新冠肺炎輕症化的趨勢前提下，提升群體的免疫力，以便有效阻擋病毒的傳播，使其變得像過往的流感一樣，可以用疫苗或用自身免疫力去防禦。

美國確診數

英國確診數

以色列確診數

日本確診數

亂世自保之道

身在台灣，我們更關心台灣將如何讓疫情結束。但是，在推估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發展方面，其實我們無法直接參照國外的經驗，畢竟，比起國外，台灣甚至不算有過大流行。台灣的條件特殊在於，人口密度高（一旦病毒進來會迅速傳播開來），老齡化程度高（免疫力偏弱的人群比例較高）、醫療量能有限，再加上新冠肺炎的疫苗、藥品和醫療設備都仰賴國外進口，不是想要添購就能馬上買到。

基於以上條件，如果國外的疫情還是不穩定，像過去兩年一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麼可以想見台灣要正常開放國境是很困難的，某種程度的邊境管控是免不了的。

國外疫情似乎正在緩和，但如果要等到一切平靜下來再來開放邊境，可能並不切實際。開放，比較可能是階段性或漸進式的，一方面看病毒是否持續弱化，一方面推高疫苗施打率，以上兩者都關乎社會整體對病毒的抵禦能力。再者，對於確診的輕症者和重症者，能準備好充足的醫療資源以為因應，降低對現有醫療系統的衝擊。至於對個人而言，提高並維持免疫力，應該是首要的策略吧！其次，則是針對疫情常態化的趨勢，規劃個人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樣態。

我想應該沒有人認為台灣有本事持續封鎖邊境而不影響到經濟、民生和外交，但說到開放，好像又讓人害怕受傷害，因而會心生抗拒。我推測，若疫情緩和的趨勢不變，各國陸續開放，台灣民眾開始看到國外親友到處去旅遊出差，玩得很開心也沒被疫情影響，就會開始轉變想法，開始想出國，那或許就是大幅度開放的時機。

恢復正常生活，目前看來似乎還有點遙遠。我期待摘除口罩，自在地呼吸，免除核酸檢測，自由地入出境。盼望那一天可以更快到來！

邁向疫情轉折點？平凡小民因應解封的5個策略

新冠肺炎病毒全球蔓延，至今已兩年有餘。兩年多來，台灣以相對嚴格的防疫措施，將病毒基本阻絕於國境之外，僅受到全球疫情的餘波震盪，可說是天助自助，備受眷顧。如今，2022年2月，疫情似乎又來到一個轉折點，「解封」的聲音開始從各處傳出。本文帶著對時事新聞的好奇，以及對疫情朝向結束方向的略略期待，來妄加推演一下，若真的啟動解封，身為平凡小民可以有哪些「超前部署」的策略？

首先看新聞，2月伊始，接連出現了幾則引我注目的媒體報導。

2022年2月1日，丹麥政府宣布，新冠肺炎不再被認定為「社會危急疾病」（socially critical disease），解除所有針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防疫措施，包括戴口罩、室內活動人數限制、社交距離限制、進入公共場所須出示疫苗接種證明等規定，意在讓民眾回歸正常生活。

瑞典政府也宣布，自2月9日起取消大多數的防疫措施，政策的鬆綁包含：取消公共場所群聚人數限制、解除遠距上班的建議、開放北歐鄰國遊客入境等。（不過，官方仍然建議未施打過疫苗的民眾應避免參加室內群聚活動。）

無獨有偶，挪威、芬蘭、英國、美國等國家，也都各自宣布或預告了不同程度的防疫措施鬆綁。

解封在即，還是有夢最美？

哇，這是認真的嗎？從Google搜索幾個國家的疫情，發現自去年11月以來橫掃多國的Omicron變種病毒衝擊波，似乎真的開始有平息的趨勢。

從新聞報導看來，國外認為可以宣布疫情終結的原因主要有兩個：1）Omicron病毒雖傳染力強，但傷害性降低，所導致的重症住院比例顯著下降；2）疫苗覆蓋充足（完整接種率達七成）。以丹麥為例，五歲以上人口有超過80%已完整接種兩劑疫苗，並且有超過60%人口已接種第三劑疫苗。

丹麥疫情變化（資料來源：Google）

英國疫情變化（資料來源：Google）

美國疫情變化（資料來源：Google）

從疫情一開始，我們就聽到國外有所謂「群體免疫」的主張，然而同時我們也眼睜睜看著疫情橫掃世界各地，確診數不斷飆高，死亡數看到快神經麻痹。經歷這個過程，相信不會有太多台灣人信服「群體免疫」這回事。至於國外宣布要鬆綁防疫措施，好像也不是第一次了，先前似乎也發生過，才剛說要鬆綁又遭遇新一波變種病毒的衝擊。那麼，這次的情況會有所不同嗎？

應該說，必須半信半疑吧！病毒本來就不受人類控制，儘管目前主流的Omicron看似傷害性較低，但誰知道後續會不會又出現新的變種病毒？目前多個已開發國家的疫苗覆蓋率漸趨理想是沒錯，但疫苗的保護力是會隨著時間下降的（然後，大量已確診者身上的自然抗體，也一樣會隨著時間下降），誰又知道萬一再來一波疫情，會導致怎樣的結果？上述幾個國家的解封政策，僅能說是針對目前趨勢的判斷和決策，不應將之視為絕對不移的標竿。

話說回來，那萬一目前疫情的趨勢真的沒變呢？我們當然希望情勢轉好。若趨勢不變，Omicron病毒的特性使得防疫隔離的必要性下降，加上全球各國的疫苗覆蓋率逐漸提高，「解封」就真的有譜。事實上，台灣官方也已經在沙盤推演，準備調整防疫措施。

解封，不等於疫情結束

2月14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在例行記者會上宣布，最快在三月中旬就會將國人入境檢疫的時間，由現行的14天縮短為10天，而外籍人士入境的限制也將同步放寬。

《今周刊》1313期（2/21-2/27）的封面故事，就以「解封 準備好了嗎？」作為標題，專訪了陳時中指揮官，談及預計在３月推行的新措施。主旨就是，著眼於疫情新變化（Omicron潛伏期縮短、重症率降低、致死率降低）、各國陸續解封的趨勢，以及經濟發展與對外交流的需要，台灣勢必要調整防疫措施，從相對嚴格調整為某種程度的鬆綁。

首先，將檢疫時間縮短為10天，是基於科學證據：Omicron變種病毒的潛伏期比之前的病毒潛伏期短，97.95%的Omicron境外移入確診病例是在入境的10天內驗出，隔離時間不須長至14天。若能縮短入境人士的檢疫時間，將可以增加國人及外籍人士入出境的便利性。此外，政府也預計推出配套措施，讓入境的商務人士在檢疫期間就能以符合防疫規範的方式，與國內廠商企業進行商務交流。

不過，實話實說，如此開放之後，入境台灣的人數增加，境外移入確診病例很可能也會增加，而使得病毒進入社區的機率也增加。意思就是，可預期本土感染的風險將會提高，未來我們很難再看到本土「零確診」了。此外，儘管國外報導Omicron造成的重症率和致死率較低，但遲早我們還是會看到有死亡案例。

過去兩年台灣防疫有成，新冠肺炎病毒難以進入社區傳播，無形中民眾已習慣零確診才是常態，但我們沒有意識到，這種成果的背後是付出了形同鎖國的代價（所有入境者皆須隔離14天，外籍旅客限制入境，國際交流降到最低）。這樣的防疫政策不可能等到全球病毒歸零了才來調整；在某個時間點，台灣將必須重新與世界接軌。幸運避開了兩年病毒衝擊波的我們，得有心理準備去適應新現實：疫情結束但病毒仍在的正常生活。

《今周刊》採訪台灣感染症醫學會名譽理事長黃立民，他認為，「六十歲以上民眾的第三劑疫苗覆蓋率達到八成，是開放邊境的重要指標。」（第60頁）陳時中指揮官則明言「追加劑覆蓋率達到十二歲以上人口的50%，是開放邊境的重要配套措施。」（第61頁）當然，也有反對或質疑的聲音。例如，疾管署預防接種諮詢小組召集人李秉穎認為，先「拉高疫苗接種率、儲備充足的治療藥物，再來談逐步放寬會比較合適」（第62頁）。

暢想解封的將來

無論何時開放、如何開放，先做好計畫總是沒錯的。那麼，身為平凡小民，我們個人能做的準備又有哪些呢？以下，我就以「當前的疫情趨勢」為前提，討論因應解封的策略。

1）調整心態，找回平常心和安全感：試想以前流感每年都在傳播，而且也都有變種，也會導致死亡，但我們基本上並不會如驚弓之鳥般害怕它的存在。目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變種病毒Omicron，已經不如兩年前新冠肺炎病毒的殺傷力，如果這樣的趨勢不變，那我們也需要調整為正確的認知，才不會對病毒的存在過度反應。這一點，講起來很簡單，實際上需要一段時間的調適。

2）繼續維持良好的衛生習慣，以及增強免疫力的生活習慣：好習慣不但可以防新冠病毒，還可以防流感病毒、腸病毒等等。過去，病毒幾乎不在社區裡，防疫沒百分百做到位好像也沒差，但是當病毒在蔓延的時候，真的要皮繃緊一點了。

3）打疫苗或不打疫苗，自己選擇，自己負責：在疫情危急之時，打疫苗是為了保命，大家會互相敦促施打，但如果新冠肺炎真的持續輕症化、流感化，相信會有越來越多人思考是否有必要承受疫苗的副作用或後遺症。未來，可能還有第四劑、第五劑，能夠保持理想的疫苗覆蓋率嗎？這個有待觀察。個人認為，想打疫苗的人有疫苗可打，不想打疫苗的人也不用被強迫，就像流感疫苗、肝炎疫苗一樣，可能比較好。

4）「何時可以出國去玩？」憋了兩年，許多人都在期待可以重新出國旅遊。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值得想一想。其實，在解封不久後就出國旅遊是存在風險的，有條件能真的出發的人應該也只是一小部分。但是讓我們先做計畫真的沒損失。萬一疫情如2003年的SARS一樣戛然而止，那就有機會提早實現了。

如果疫情趨勢不變，我個人覺得今年年底之前會有一些國家重新開放觀光客入境，例如日本。不說別的，就說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對新冠肺炎病毒的容忍度都比台灣高，如果真的能達到可以開放外國觀光客入境的程度，絕對有很多國家都歡迎台灣旅客去玩（但可能仍會要求有疫苗接種證明或接受核酸檢測）。

所以，真正的問題來了：讓我們「假設」日本宣布5月起開放外國觀光客入境，你敢在5月1日就出發嗎？ （補充：根據上述《今周刊》資料，「完整接種疫苗者入境英國免隔離，也無須提供陰性證明」（第57頁）。所以原則上，我們根本現在就可以去英國！）

我妄自推測，在各國陸續解封的一年內去旅行，觀光客人潮還不會很多，旅遊的品質應該會不錯。當然，會有諸多因素需考量，例如哪些國家、哪些景點適合在這個時機去玩？（也許是已開發國家的大城小鎮，景點集中，交通便利，有醫療資源）如何做好防疫措施以避免旅行中染疫？然後，旅行的費用也要計算看看，我猜測或許機票不會便宜，但旅館住宿可能有很大優惠？

5）其實在國內旅遊也不錯。台灣的防疫措施相對嚴格，基於民意偏好以及政府行事風格，解除邊境管制的速度應該不會比他國快。具體而言，有可能台灣人已經開始出國去玩，但能進來台灣旅行的人還比較少，這個時間差，提供了一個在國內旅遊的空間。不想出國承受染疫風險，又無論如何想出去走走的人，或許可以把握這段時間留在國內玩。

寫著寫著，突然好期待疫情可以真的結束！如果夏天可以去夏威夷曬太陽放空一星期，或是秋天在歐陸搭火車走訪大小城鎮，應該都很不錯！讓我們心懷期待，即便今年無法實現，希望也可以在明年！

衰老中也許有新境，讀河合隼雄《關於衰老這件事》

在所有的社會議題中，老齡化是一個不太有趣但又是所有人都正在參與的趨勢。首先，不管願不願意，我們每個人都在朝向死亡──人生的終點前進，而衰老是人生最後旅程段中需要面對的現實。

在網路書店亂逛時，偶然被推薦《關於衰老這件事》這本書，是日本心理學家河合隼雄先生（1928-2007）的著作。我曾讀過河合先生的《童話心理學》一書，深有收穫（心得在此）。在我的心目中，河合先生是一位能夠洞察人類深層心靈，並對人性懷著溫暖情懷的學者。

衰老或老化（aging），簡單的話可分成生理和心理兩個層面，不過目前看到絕大部分關於老齡化的探討，似乎都侷限在對身體機能衰退的理解以及因應照護之道。《關於衰老這件事》這本書並不談理論，而是集結作者為日本《讀賣新聞》撰寫的110篇短文，捕捉他所觀察到的種種「衰老」的面向，充滿吉光片羽的深刻洞見，特別是點出老年人的許多心理變化。

當衰老臨近

衰老，我覺得就跟談戀愛或結婚生子一樣，唯有親身經歷過，才能真確地了解那是什麼滋味。當我們近身目睹家中長輩的日漸年邁，或是自己也開始因年歲漸長而感受到某種力不從心，才會慢慢沉澱出對衰老這件事的理解。

邁入老年的人通常會逐漸淡出家庭生活的主畫面，這意味著家庭責任的卸除，但也很可能同時發生家庭權力甚至個人權利的減損。對於邁入老年的人，我們更容易看見他們在物質方面的需求（吃飽穿暖睡好、安全），但是可能容易忽略，老年人的心理需求也在發生變化。

回家，此心歸向何處？

書中提及一個十分耐人尋味的觀察。作者從養老院工作人員那裡聽說，「老人家因老年癡呆的緣故，離開養老院後，卻忽然說『要回家』」，其中有不少是女性，「而她們所指的『自家』是自己的娘家。就算是結婚五十年的人，還是將其婚前住了二十年的娘家當作『自家』，浮現在腦海中」（第26頁）。

我們上一代的人，在結婚成家之時，往往是由女方離開原生家庭，住進男方的家中，這等於是進入一個陌生的生活場域重新開始。儘管成家多年，那個自己出生成長的原初的家，在女性的心靈深處還是有著無可替代的地位。我說心靈深處，是因為連女性自己以及她的家人，都未必覺察得到這個情感連結的存在。（但如果能想到，便也覺得理所當然了。）

現代社會的婚姻狀態多元，結婚之後不再一面倒的要求女方住進夫家，也有另外自組小家庭的，甚至許多女性婚後仍與娘家往來頻繁。但我們可以推而廣之，離開原生家庭是無論男女都可能遇到的事。例如，我想到的是二戰後有上百萬人從大陸地區遷徙到台灣居住，此後數十年都無法回家，而其中許多人後來老死異鄉。想到「回家」的願望必定埋藏在這些人的心靈深處，可以想像是多麼深的遺憾。

情感迴歸

年事已高的老人家，有些會開始說出一些令人費解的話，一般都會認為是他們的頭腦出了問題。書中提到一位中年男人來找作者諮商，他的困擾是，不在一起同住的母親最近經常說身邊的東西「被偷」，甚至不停地說「東西被媳婦偷走了」。

「老人家出現的妄想症當中『失竊』是很常見的。然而，在這情況下，不能光從『妄想』的角度去看待此事，而是可以把它看成是年邁的母親給他的溝通密碼，建議他嘗試去解讀看看。」

「母親想要表達的訊息很簡單，其實就是想問『你是否知道你的妻子從我身邊偷了什麼嗎？』」

「這名男子最後也察覺到了，說：『啊！難不成是我這個獨生子被偷走了嗎？』」

「人生中有時也有不得不竊取的時候。然而，當對方以意想不到的型態要求歸還時，往往是由於我們沒有付出等價的回饋。」（第40-41頁）

短短的幾句分析直指人心。我特別摘錄這段，用以說明前面提到老年人的心理需求是什麼。不只是有人噓寒問暖的那種需求。

眾所周知，有不少老年人被晚輩戲稱為「老小孩」，因為他們越來越不講理（跟其年輕時相比），甚至動不動就鬧情緒或發脾氣。我有一點覺得，這是一種向兒時「迴歸」的現象：因為老年人的理性思維力開始減弱了，情緒的影響力增強，於是一旦有什麼感覺和情緒，反應都變得更直接。前段提到的中年男子的母親，或許多年來一直有失落感，覺得兒子結婚之後母子關係變得疏離。以往都是說服自己「兒子結婚了本該以自己的家庭為主」，但是邁入老年之後，為人母者情感上的失落不再能被理性完全壓抑，而藉由間接的對媳婦的抱怨來表達。

老年，另一個未知的世界

河合先生對於年老的課題，始終抱持著正向開放的態度，他鼓勵讀者，有生之年不妨把握時光，盡情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留遺憾。有不少人覺得年紀大了什麼事也做不了，作者卻不這麼想。例如，他對「老年癡呆」的看法也很不一樣。

書中提到他在瑞士留學時的心理分析師莉莉安-佛萊老師，晚年出現老年癡呆的症狀。「才剛說過的話，他就又馬上忘了，又需要一而再地重講一遍。他老年癡呆的程度相當嚴重。」（第58頁）「然而，談到的話題如果是在內在心理層面的話，那就完全不一樣了。他會思慮相當敏捷地說出一語道破的話，完全讓人感覺不出他有『老年癡呆』的樣子。」（第59頁）

這個觀察滿重要的，因為它提示了一種可能性：同樣的失智，每位病人的認知退化進程並不一樣。人一旦年老失智，對其照顧者以及社會來說都是相當沉重的壓力。但我們還需要對人類認知能力衰退的過程有更多了解，或許有機會找到照護失智者的更好對策。

如何好好活下去？

書中也提到，日本「有許多臥病在床的老人」的現象。作者觀察到，在歐洲國家並沒有這樣的情形。他認為其中一個差異在於，歐洲文化是從「生」的角度看人生，歐洲人的觀念是直到死的前一刻都要靠自己的力量好好活下去，因此普遍不接受臥病在床的選項。而日本人則擅長從「死」的角度看人生，珍愛生命的方式就是研究出各種延長壽命的方法，即便那意味著癱在病床上受人照顧。

我個人覺得台灣人在這方面的情況比較像日本。「好死不如賴活」本來就是華人內建的生命觀一部分，而所謂的「賴活」是不計較活法的，講得極端一點，即便喪失身體一部份功能，即便尊嚴、自由有所減損，只要還有一口氣在就是長壽有福氣。這種觀念沒有對錯好壞的問題，但應該有文化設定的成分在，也就是當一個人身處在這樣的社會中，他／她的生命觀自然會受影響而與群體近似，而較少是當事人自己思考過後做的決定。

日本文化我不清楚，但華人社會的基底是父長制，而且在專制君權的社會中浸淫上千年，早已習慣了尊卑階級的觀念：臣的命不是命，君要臣死，臣不敢活；女性的命不是命，父親和丈夫的意志可決定其一生遭遇。在這種文化架構下，普通人能活命就謝天謝地了，哪裡還會要求一定要活得有尊嚴、有自由？

過去，「賴活」是合理的生存哲學，但現在的時代已經不同於以往，現代人是否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性，對自己的生命尊嚴有更高的追求，對自己的活法提出有別於文化傳統制約的主張呢？

肉體衰敗了，心靈能免於壞空嗎？

華人社會還有「人生七十才開始」的觀念，也都習慣用這句話來鼓勵老年人積極生活，保持對人世的熱情。但是我很好奇，世人是否都能接受自己或他人，在七、八十歲高壽時，重啟人生新篇章？假設有一位老人（無論男或女）晚年喪偶之後，到了七十幾，或八十幾歲時，突然表示要再婚，此時親友家人是否能接受其決定並給予真心祝福？七老八十了還有想結婚的對象，顯示其內心還有著對人生的熱情，想要再探索、再開創，這種開啟人生新局的氣魄其實是一件好事！只不過我很懷疑，社會上有多少人能接受家中長輩如此決定的？

談衰老就不得不說到衰老的終點，死亡。世人認為能活到天年、壽終正寢是至高的福氣，不過人生結局不可控，多數人都是在不確定終點何時到來、以何種方式到來的心情下活著、老著、病著吧！所以我特別敬佩有些人能以平和的心態面對人生終點的到來，不被恐懼、無奈、苦痛、遺憾的心情所攪擾。

《關於衰老這件事》以110個篇章，邀請讀者看見老年這個「未知的世界」，如果我們能保持開放的心態，就有機會在衰老的過程中覺察到勃勃生機之所在。衰老的姿態有千百種，無論你我現在幾歲，都不妨試著對那過程當中的未知保持好奇心，或許我們能學會梳理心境，放下大大小小的人生遺憾、愧疚與不安，那麼待時候到來的那一刻，自然能心無牽掛，平靜安詳。

看回4年前鹿晗的那則新聞，覺得忠於自己就是幸福

約莫就是四年前的這個時候（2017年10月8日），當時中國的「頂流」明星鹿晗，在他的微博發布了一則不像聲明的聲明，向全世界介紹他的女朋友關曉彤，讓原本正要在平靜而略顯憂鬱的氣氛中滑向長假終點的廣大群眾（其實主要是娛樂圈、媒體、自媒體和粉絲）驚驚坐起，面面相覷，接著陷入好幾天的熱議當中不可自拔。

本文顯然不是在蹭熱點，甚至以炒冷飯的角度來說都太冷了。只不過當時我正巧人在中國境內，切實感受到網路輿論對這件事的熱烈反應，有滿多的感觸就順手記錄下來了。在這之後的四年，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般的變化——即便只著眼於娛樂演藝圈，都教人嘆惋。記錄，似乎還是有些意義的。以下的論述，不能說是很全面很縝密（也是因為這樣，當時沒有發布），但我覺得還是有點意思，或許可以算是某種社會心理的觀察吧！

偶像崇拜

明星偶像的身上帶有一項或多項特質，是粉絲欣賞、仰慕、渴望擁有或渴望與之產生連結的，換句話說，就是高度的認同。

許多人在探討偶像崇拜現象時，常陷入的爭論焦點在於此偶像的「顏值」是否高到值得被崇拜。雖然美醜有一定的大眾評判標準，但是別忘了在皮相之外，還有人格與氣質這種無形卻實際存在的特質在影響著受眾的認知與情緒，有人將此稱為「人設」，但是人設的概念比較偏向人為塑造，而人格與氣質則有其天生的意味。王菲高冷，梁朝偉深情憂鬱，張國榮風流倜儻，這類的人設是順應著明星外型氣質給人的感受而量身訂製的。

那麼，鹿晗的人格與氣質是什麼？他年輕、俊俏，並且帶有一種陰柔氣質。與其評判他帥不帥、是不是美男子，不如探究一下他在粉絲（絕大多數是女性）的心目中是怎樣的形象，他滿足了粉絲什麼樣的需求。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9%BF%E6%99%97）

過去，偶像高高在上，遙不可及，距離感帶來優越感，使得崇拜本身自動衍生出階級感——通常是偶像在上，粉絲在下。粉絲自然而然表現出多種「臣服」的行為，例如瘋狂蒐集偶像的圖像、在偶像的影視作品發表時排長隊購買、在私下與公開場合表達對偶像的熱烈喜愛等等。距離感也方便製造各種「傳奇」，以塑造此偶像的獨特性與命定性。

不過近年來，偶像崇拜的性質似乎有所變化。商業社會裡，消費主義盛行，所謂的偶像多半都是影視圈的娛樂明星，訊息透明化的結果，大眾對於娛樂事業的運作方式越來越熟悉。眾人皆知偶像是知名度和人氣的層層累加，縱然有頗高的偶然性，卻已不再是那麼「傳奇」，而所謂的「故事」也往往是幕後團隊手動創造出來的。

在這種情況下，偶像與粉絲的關係又有什麼變化？

雖然距離有助於塑造美感、塑造傳奇、塑造階級感，但如今的粉絲更清楚自己可以透過消費行為（購買商品、參與活動、網路集結）影響偶像的人氣高低，因此不再滿足於單純的崇拜和臣服，而是想要在偶像崇拜的過程中展現自己的「權力」。

另一方面，偶像也自知必須走下「神壇」，適度揭開神秘面紗，在不斷近距離接觸粉絲、自我揭露的過程中，獲得粉絲的喜愛和忠誠。

以上的這些關係變化，全球的娛樂圈中都在發生，但是，在中國，情況或許還有些差異。

到目前為止，中國可算是屬於「集體主義」的社會，群性明顯而強烈。相對於個人主義盛行的歐美國家，中國似乎先天和後天都是崇尚且認可集體主義，非常習慣於扎堆和抱團。再者，中國地廣人眾，即便社會中有「小眾」，其所涵蓋的人數也可能是相當驚人的龐大規模。

在集體主義的基調下，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相對拉近，個體的心理距離比較短。體現在家族關係中，就是家族成員之間對彼此有較多的心理影響。舉例來說，中國父母普遍在兒女成年之後繼續與其共同生活，且很大程度影響其人生走向。親戚之間，說長道短或指手畫腳的情況相當普遍，哪個人家的兒子沒對象、女兒大齡未婚，親戚甚至左鄰右舍的人，都會自然發出議論和建言，絲毫不覺得這是別人的家務事或當事人的隱私。

講到這裡，或許有人會覺得話題扯遠了，其實不然。就是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心理黏連，在背景裡影響著粉絲經濟。

再進一步看，鹿晗與粉絲的關係，並不是當今中國粉絲經濟的典型，其中有幾個地方特別吸引注意。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鹿晗粉絲（一般稱「鹿飯」）的高度組織化。根據報導，鹿飯在線上組織了許多的社群，而且不像一般的粉絲社群只是在討論偶像的動態、交流對偶像的喜愛之情，而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集體出動，刷流量、創銷量。舉例來說，鹿晗曾憑藉著「單條微博留言上億」，得過三次金氏世界紀錄。許多粉絲都是批量購買鹿晗的專輯與周邊商品，有意識地助力作品銷售量的上行，目的是為了讓偶像能夠取得最優的銷售紀錄。

這種集體組織行動也意味著，粉絲們很清楚自己是與上千萬粉絲共享一位偶像。相比之下，過去的青少年只會跟同班同學或很少數的一群人交流對偶像的癡迷。基於這個特殊的現象，我個人認為，鹿晗的許多粉絲並不會是「女友粉」，也就是並沒認定鹿晗是心目中的理想男友或婚配對象。

鹿飯們不但明確意識到自己對偶像具備的影響力，而且很機敏地透過各種行銷手段發揮著集體的影響力（如果缺少了組織化的行動，這個影響力其實會減弱很多）。

許多評論認為這是粉絲的付出，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其實也是粉絲對偶像、對娛樂圈的操控——透過大規模集體且執抝的行動，硬是刷出驚人的流量和銷量。這其中既有行銷手段的理性，也有企圖扭轉現實的非理性。

既然是粉絲，沒有不希望自己的偶像在行業內登上頂尖巔峰。若在個人主義社會，粉絲的行為相對理性而節制，不會有同一專輯一口氣買數十上百份來刷銷量的現象，也不會刻意透過創造微博留言破億來展現對偶像的支持。但是在集體主義社會，這樣的行為卻顯得十分正常而合理。

參與組織行為的鹿飯，喜歡鹿晗的理由或許各自不同，但相信都是能認同集體主義的人。

常有路人發出質疑，認為鹿晗的顏值並不算特別高，甚至有種陰柔氣息不受男性認可。才華不能說沒有，但也沒有特別出眾的演藝成績，因此總有人揶揄質疑。對此鹿飯們一向極力捍衛，而且深知一面倒的捍衛會被視為「腦殘粉」，於是還製作各種教戰守則來指導鹿飯們如何有理性、謙虛低調卻有效地捍衛偶像的形象。

當女友事件爆出之後，許多粉絲傷心、痛苦，難以接受，許多人憤而在網路平台拋售過去購買蒐集的周邊商品。這種情緒化的反應可以理解，但是同時也有不少粉絲在「粉轉黑」之後，開始抨擊鹿晗的才華不足，且語氣酸味十足。這似乎顯示了，其實許多粉絲心裡清楚鹿晗的演藝才華有多高，但癩痢頭的兒子總是自己的好。過去可以無條件的包容，甚至為他保駕護航，可現在，出於失落、激憤之心，用尖刻的言語攻擊偶像的弱點，也不需客氣了。

聯想到寡母對獨子的掌控欲

該說鹿晗是粉絲的一部分，還是粉絲是鹿晗的一部分呢？兩者密不可分，或許只能是雞生蛋、蛋生雞，難以論斷誰為因、誰為果。但是很顯然地，不少鹿飯認為自己對於鹿晗的演藝事業有著重大的影響，以至於不能接受鹿晗以如此簡單粗暴的方式交代自己的感情對象。

鹿晗與粉絲的關係，似乎不是那種男友與女友的虛擬角色扮演。鹿飯之所以覺得自己的影響力很大，是因為她們屬於組織，也就是鹿晗這些年來面對的其實是粉絲組織。與其說「鹿飯組織」是以女友的姿態在粉鹿晗，倒不如說是以母親（母性）的姿態在支持、扶持他。在鹿飯組織的心目中，鹿晗是一個需要被扶持的帶有脆弱性的偶像。那種近乎暴力般非自然的刷流量與衝銷量行為，反映的是母性對鹿晗事業的強勢介入。

鹿晗想必很感激粉絲如此強大的支持，但我們同時也不難想像，他不可能希望這樣的現象長久持續下去。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有一種特殊的母子情結（其實也不能說是中國獨有），母親為了扶持兒子成長，很容易逾越個體的界線。本該屬於兒子自己的生活能力，母親搶著幫他完成。本該屬於兒子的成長課題，母親出手幫助他跳級前進。本該屬於成年人的自主與自由，母親則不樂見兒子擁有，因為一旦兒子展現自主與自由，做出自己的選擇（自己選擇了情感對象），這樣的母親會強烈感受到被背叛、失去掌控，彷彿自己的存在也跟著失去了意義。

當母子之間的心理黏連變得如此之強，可以想像，當兒子的總有一天會發現，自己除了兒子這個身分之外，其他的人生角色的扮演都發生了困難。

有個強勢的母親，兒子容易變成「媽寶」。所幸鹿晗並不是媽寶。演藝事業走到如今的地位，流量登頂，追求特立獨行的自我才是他該具備的人設。被粉絲組織溫柔綁架了這些年，也該遇到瓶頸了。（話說回來，那些花錢刷流量、刷銷量的粉絲，難道不會疲乏？）他公開女友的行為，被許多鹿飯視為背叛，但是有無可能，唯有透過這樣的背叛，才能消解過去與粉絲之間過於黏連的關係。就好像兒子在成年之後（其實換作女兒也一樣），勢必要開展獨立的人格，才能健全地繼續去走往後的人生。

有評論認為鹿晗該把劉德華隱愛多年的做法當成榜樣來學習。這事見仁見智。只不過，當今的娛樂經濟與過去已有很大的區別。過去，偶像往往是在有新作品推出的時候，才需要走到鎂光燈前進行密集的宣傳，而如今，偶像幾乎是24小時活在粉絲的視線中，隱愛的難度大大提高。再者，拜中國崛起之賜，粉絲經濟的規模比過去大了好幾個量級，頂流明星所承載的光環和壓力也不可同日而語。某種程度上，他們就像一鍋熱湯煮沸時被推升到最頂端的泡沫，亮麗的裡層是輕盈，但也是空虛，因而注定了必須不穩定，無論熱度過高或熱度消退，都可能導致泡沫在眾人眼前瞬間破滅消逝。

還有評論認為鹿飯是精神空虛的一群人。我倒覺得精神空虛是現代人共有的問題，只不過每個人因應的方式不同。某一部分熱切投入於粉絲組織行為的鹿飯們，或許在集體主義的氛圍之下，找到了一個能給自己極大操控感和存在感的角色（這也是一種自我人設）。生活在一個人口極其龐大的社會中，一個人要不感到自己的平凡和渺小還真不容易。每個人都可能正透過某種方式在克服這種平凡渺小感，而作為粉絲只是眾多方式的其中一種而已。

四年過去了，從網路新聞得知，鹿晗與當時他公諸於世的感情對象，在不時傳出分手流言的娛樂圈中依然相守著，坦然面對世界的質疑與祝福。某種程度上我滿佩服他的。所謂「求仁得仁」，人為了忠於自己，很可能要付出不小代價，而它帶來的酬賞卻也是無比豐厚的，就看自己怎麼選擇了。

假如閱讀再次成為一種特權

從拿起一本書，翻開書頁，逐字逐句往下讀，直至讀完五萬字、十萬字，甚至百萬字的內容，仔細想想這其實是件了不起的事，尤其是在當今網際網路發達、人們的注意力每小時都要「臨幸」手機好幾次的情況下，任何人若還能把心思專注在書籍的閱讀（無論是紙本書或電子書），都是令人敬佩的。

就在不多遠的一百、兩百年前，識字並不是多數人的能力和權利。廣大的民眾，是沒有機會學習識字，也不可能有能力閱讀的。在那樣的年代，能識字、閱讀的人，就形同有了接觸學問和知識的特權，有機會掌握到世界上各式各樣能夠帶來權力和財富的資源，例如通過科舉考試，你就有了當官的機會，使整個家族的命運翻轉。

進入二十世紀，隨著社會逐漸安定進步，經濟穩步發展，各國政府實施的義務教育令到多數人都有機會識字，都能獲得閱讀的能力，也從而提升了國民整體的認知水準，包括通曉常識、理解科學、熟習算術等等。這些新獲得的能力，使人們得以開始從事勞力以外的謀生方式。例如，學會了記帳、算帳的人，就可以選擇不去當挑夫來餬口，而且收入更高，生活品質更高。

華夏民族從歷史的教訓和社會生活的經歷當中，早已經歸納出讀書的重要。「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但別以為這個觀念是受到科舉制度的深刻影響才有的，在西方世界，人們對教育的重視也是不遑多讓的，「知識就是力量」的觀念深植人心。然而，時空拉回今時今日，如果知識真的是力量，為什麼每年都有統計數據指出，人們投入在閱讀的時間正在減少？知識的力量從何展現？滑手機瀏覽的內容能夠有效助人積累知識嗎？

回顧過往，我們可以看到，閱讀並不是少數聰明人才能培養出的能力，閱讀也不是有錢人專享的權利。基本上，具有平均智力程度的人都能夠學會閱讀，也都因此可以接近知識，去取得改變命運的鑰匙。不過，很可惜的是，在成長時期順利地取得了識字能力、閱讀能力、分析判斷能力之後，大多數人都是淺嚐即止，也就是，在教育進程告一段落之後，我們大多數人並沒有把好不容易培養出來的認知能力再繼續往上提升。換句話說，我們並沒有好好利用閱讀來深化知識，也不求鍛鍊大腦使其具備更高度的創發力，甚至我們還任由自己的腦力資源投入在追逐娛樂八卦消息，沉浸於帶來短暫感官刺激的訊息之中。這不得不令人懷疑，人類的腦力資源整體而言是過剩的嗎？人類作為一個整體，或許並不需要有那麼多人把腦力運用到極致，或許我們只需要一個愛因斯坦就夠了？

無論如何，這就是目前我們的處境。大多數人在夠用的狀態下驅使著腦力，只有少數人仍在往更深的境界探索。於是之故，一般人的閱讀只會是幫助他維持現狀，能應付生活即可。閱讀，需要強大的動力，那種想要挑戰腦力的深層需求，那種想要突破社會階層的潛在需求，那種想要比別人強大的需求，或甚至只是單純的渴望求知的需求。若是沒有了這樣的需求和動力，閱讀的質和量就不可避免地會漸趨下降。

有時我懷疑，現代社會正在發生「閱讀的迴歸」，也就是，當中產階級的人數增加到某種比例，有強烈動力透過知識儲備，在社會階層的陡梯上繼續向上攀爬的人，已經開始減少。社會生活的舒適與安定，使人們降低了危機意識和成就動機，不再認為有必要進行知識的儲備。閱讀的活動，不知不覺已淡出人們日常生活的主場景。

或許未來，閱讀將再次成為一種特權。或許未來，99%的人有基本識字能力，80％的人可以應付日常所需的讀寫，只有50%的人可以理解財務數字，20％的人可以理解科學或思辨哲學。這將不是政府或某個權貴團體的陰謀所造成，而是人類社會演進的自然走向吧。

靈魂存在的意義：從掃墓想到的事

跟著父親一起去林口掃墓。這個星期天的早晨天氣晴朗，氣溫微涼，在陽光的照射下，讓人覺得挺溫暖，可以說是個掃墓的絕佳天氣。

先是去了祖父祖母的墳墓，沒有其他親戚在，但是看起來已經有人來過了。看香爐裡的殘香，應該已有十多個人來祭拜過。我們簡單燃香祭拜，先拜土地公，再拜祖父母。然後我負責把彩紙壓在墳頭，父親則忙著剪除多餘的雜草。大約只花了二十分鐘，我們就離開了那裡，然後前往祖先家墓的地點。

家族裡的長輩們已經約好了十一點鐘在那裡一起祭拜祖先。我們到的時候，大部分的親戚已經都到了，祭品和紙錢都已擺放妥當。大夥兒一起把彩紙壓在墳頭上之後，便一起燃香祭拜，同樣先拜土地公，再拜祖先。在等待燒紙錢的片刻，大家或靜靜坐著休息，或互相交談。

墓園的場景總是散發著一股奇異的氣氛，雖然在白天我不會覺得有任何陰森淒涼之感，但還是不禁好奇，人死後，靈魂是否會停留在墳墓的四周？既然人死後的肉身會在短時間內腐朽，甚至被火化而成灰燼，那麼靈魂有必要守在殘骸的附近嗎？這有點說不通。如果靈魂不會停留徘徊，那麼它又會去到哪裡？而無論靈魂之有無、靈魂之去向，子孫們是否清楚自己祭拜的是祖先的靈魂，還是祖先靈魂的「概念」？

當我拿著香祭拜的時候，我似乎是想像著祖先存在於墳墓裡頭，或是周遊在墳墓的四周。這個想像十分具體，然而似乎經不起推敲。如果人死後靈魂依然保有完整性，那麼我們其實可以設法與每一個祖先的個體，不管哪一代，進行溝通。換句話說，靈魂若實質存在，跟世間產生互動和交流，甚至發生影響，是可以變成常態的。但是目前為止，似乎沒有這種常態的頻繁的互動、交流和影響。

當呼吸止息，肉身凋零，依附在軀體的思想、感情和精神，似乎便無法繼續存在。只不過，我們人類的願望，或是認知的慣性，卻會傾向相信人即便肉體消滅，思想、感情和精神也會繼續存在。這樣的信念可以減輕親友離世後帶給我們的傷悲（只要我們相信他們的一部分還存在著，便能感到有所安慰，而不致全然的絕望），也能使我們保有一絲人類精神永恆不朽的錯覺。對祖先的祭拜，對血脈的重視，正體現了我們人類意圖克服對肉身腐朽的無力感，在繁衍生息的世代中綴串出一條條有意義的連續線，指陳某某家族從何而來，由誰傳承，歷經哪些世代，有怎樣的流轉變化，家譜族系對每個成員都有意義。一個人平時或許不會特別重視自己在家譜族系中的位置，但是如果有個人沒有家譜族系，也就是一個來路不明的人（孤兒、被遺棄者、私生子女），等於他的生命沒有源頭可言，沒有過去可言，這對他來說，恐怕是個無法彌補的失落。

這樣說起來，其實所謂的慎終追遠，並不只是儒家思想所倡導的孝道或尊親敬老，它其實也是讓人有機會與過去產生聯繫，而藉由與過去的血脈源頭聯繫，能為當下的存在添加意義——你不是宇宙裡隨機生發的一個有機體，而是有血有肉有慾望有期盼的人所孕育出來的生命。

掃墓、祭祖的活動，使人與其他人（祖先、親族）產生了具體的連結，也為生命添加了存在感，它在無形之中暗示人把祖先的意志和精神傳承下去。可以說，掃墓、祭祖的活動並不是為了祖先，而是為了尚存在於世間的人自己吧！

香港，變化中的城市

2017年3月去了一趟香港，從廣州往返，搭乘動車一天來回，主要的任務是去銀行辦事。這篇小文，記錄了當時自己對香港的印象和粗淺的看法。

過去有近百年的時間，香港被公認是前進大陸的轉運站，亞洲面向中國的金融貿易中心。爾後當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1年），逐步對外開放，參與國際市場，上海崛起了，深圳、廣州也得以更多地與外國直接聯繫，香港似乎就可以被略過，地位顯得沒那麼重要。

在九七回歸後的過渡期，曾有一段時間，香港憑藉著特區的地位，吸引來自大陸的龐大資金前往停泊。不少中國居民積極尋求在香港取得居留證，並且也曾有好幾年的時間，香港成為中國民眾前往外地旅遊的首選地，一下子人潮絡繹不絕，推升了香港的經濟。

不過，香港人似乎對於回歸後的身份認同一直懷著質疑，引發了政治與社會上的屢屢衝突。過去兩年，由中國前往香港的遊客驟然減少，中國民眾對香港的好奇心以及熱情，在數波衝突之後竟急速降溫。這中間不乏政策的操控吧，但兩地人民的情感裂痕和觀念差異，也是確實加深和凸顯了。

嚴格說起來，香港市況變差，中國遊客減少並非主因（因此不應以為把遊客吸引回來就能再造香港的繁榮），而主要是整個亞洲經濟環境、政治環境的變化使然。前兩年，李嘉誠把企業的註冊地從香港轉移到外國，其實就是個很好的預示。只是在那當時他絕不會明講是不看好香港的經商環境（例如稅制對企業比較不利、政治環境日趨不可預料，或是香港已失去昔日經貿中心的重要性），而是給了個溫和又冠冕堂皇的理由。媒體雖然可以猜測出他的決策意圖，倒也不願往殘酷的真相做過多的挖掘，畢竟引發香港社會的不安，對誰都沒好處。

一個曾經繁華絢麗、笑傲華人世界的地方，如今依然有著某種光環存在，就好似《紅樓夢》裡的賈府，即便已經步入衰敗沒落，那大宅門的風範還是在的。然而，如果衰敗的趨勢不變，沒落的命運又怎麼能夠避免得了？歷史的偶然和巧合，將香港這個蕞爾之島、昔日貧瘠不毛的小漁村，轉變為英國殖民治下一個璀璨的商業之都，輝煌了一百年，對這個地方來說已經是一種奇蹟。但我們又怎麼能夠期待這個奇蹟得以延續下去呢？

竊以為，香港若想重新出發，必須思考「差異化」，也就是，如何凸顯自己有別於中國、日本、台灣、新加坡的獨特優勢，如何在亞洲國家競相爭取經濟成長、爭取成為亞洲經貿中心的情況下，保有自己的不敗之地？

首先，對於香港的金融環境，我還是保有期待的。它是相對於中國、台灣來說，金融環境較開放的地區。或許它可以藉此維持一大優勢。

香港的英語環境，也是相對於中國和台灣來說，比較突出的。我認為香港還是可以設法成為中西交流的匯聚之地。這種兼容中西文化的氛圍，使它有別於中國的任何城市。何不設法將此差距拉大，讓對手不容易追趕？

「民主」不是香港的特色，但或許「自由」可以是。政治上香港能夠爭取的空間有限，但是再怎麼說它就是一個「特別行政區」，利用這個身份，有沒有可能騰挪出比別人多的自由發展空間？

無論如何，期盼香港能夠再次回歸於繁榮。亞洲如果少了香港的閃亮，絕對是寂寞的！

Facebook是不是我們人生的依靠？

雖然學校沒有教過，但我認為人成年之後，遲早必須能夠對自己回答以下三個問題：

1. 做什麼事情能夠使你發自內心感到快樂？
2. 心情低落、憂傷苦惱時，做什麼事情能夠使你獲得療癒？
3. 如果獨自一個人（例如去旅行），你是否能夠怡然自得？

要是有人能夠得出令他（她）自己感到滿意的答案，我想這個人的生活品質應該就還不錯。咦，我突然想到，或許有人會覺得「FACEBOOK」是個不錯的答案？

每天花半小時、一小時，甚至更長的時間滑手機、刷臉書，我想大家都跟我一樣，可以從中獲得不少的樂子。有時心情不好，瀏覽一下臉書朋友的近況，還可以幫助轉移注意力，達到消解負面情緒的作用。至於一個人獨處時，如果頗有餘暇，漫遊FB更是個殺時間的絕佳工具。

不過，引人入迷的事物總有它的副作用。不知是否有人跟我一樣覺得，Facebook所截取到的生活動態，多是比較偏向光明的那一面？雖說悲歡離合的人生經驗本來就沒有固定的比例，但我的印象是，臉書上的歡與合遠多於悲與離。

舉例來說，由於臉書奇妙的訊息推送規則，我們很容易就會「被告知」陌生人（＝朋友的朋友）的結婚喜訊，但相比之下，我們卻極少透過臉書，聽聞朋友圈內外有伴侶感情失和或夫妻仳離的消息。難道說，玩臉書的人感情都比較順利？（其實不能完全排除這個可能性，說不定劈腿成習的男女自知在FB世界很難不被抓包，所以老早躲得遠遠的。）還是說，圈外朋友的好消息，比圈內朋友的壞消息更重要、更值得系統的推送？

是否，有一種人際關係的潛規則在臉書上同樣適用，那就是人們在社交場合中習於報喜不報憂。對於可能招致臉書朋友（其中有親有疏）驚訝、嫌惡、害怕、擔心、投以異樣眼光，以致使我們自己感到窘迫、羞辱、卑屈、自憐、難以自處的訊息，我們根本連想都不會想在這個平台上透露一個字。反過來說，我們自己也沒有那個心理準備，去面對和回應臉書朋友發布這一類的訊息。

或許就是因為我們集體在臉書上加重了光明的色彩，使得黑暗的沉重顏色顯得如此不恰當而自動向邊緣撤退——我們理所當然地觀看著夫妻的恩愛而非矛盾、孩童的甜美而非哭鬧、上班族休假的精采而非工作的乏味、家族團聚的溫馨而非親人關係的衝突、華服美食的消費而非財務收支的窘迫——臉書的世界，好比一場持續進行中的化裝舞會，人們可以隨時戴上自選面具，換裝進場，在場中與熟悉或陌生的人們談笑風生，擦肩而過，也可以隨時離場，還原回現實。而無法在化裝舞會中展現的那一面，就留給自己吧！在這個虛擬中帶著真實的網路社群空間，我們無法欺詐，卻可以偽裝；我們可以表達日常所想所感，但也沒辦法完全真心。

走文至此，大概有人會認為筆者是在批判臉書。其實我沒資格批判。至少，寫作本文的過程中，我就已經好幾次分心打開臉書來瀏覽。

如果臉書真的就是一個虛擬中帶著真實的社交場合，有著一段又一段隱惡揚善、報喜不報憂的生活切面，那它真的足以作為這三個問題的答案嗎？我想，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

臉書的存在，幫助我們維繫了許多在實體世界不容易或不可能維繫的人際關係，也使我們得以用一種有效率的方式完成情感上的相濡以沫。在這種情況下，捨棄它是不太理智的。如果它能夠成為本文開頭三個問題的補充而非唯一的答案，或許它的存在就不只是單純的娛樂休閒價值了。

失意者的進擊：讀Eric Hoffer《狂熱份子：群眾運動聖經》

揪團嗎？不知從何時開始，揪團成了大眾流行的語彙。明明現在是重視個人自由、強調自主性的時代，人們卻還是有揪團壯聲勢、抱團取暖的行為，這是否透露著某種隱而未顯的人性需求呢？

如果對人們聚眾的行為感到多一分好奇，不妨來讀讀這本特別的著作：《狂熱份子：群眾運動聖經》（簡體版，原文為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注1），因為作者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1902-1983）也是很特別。

書的主題，很容易讓人以為是政治學者的著作，沒想到作者霍弗卻不是我們想像中浸淫學術機構多年的學究，而是靠自學出身。他在七歲時失明，父親喪失了希望，認定他是個「白癡」，沒想到十五歲時霍弗的眼睛復明，他又得以看見世界。雖然他因此錯失了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成年後以勞力討生活，但曾經失明的經驗使他更加珍惜可以看見的機會，終其一生莫不把握時間盡情閱讀。1964年，他成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政治科學高級研究員，但仍然在碼頭當工人直到退休。

由於長年從事勞動工作，霍弗經常來往的人當中有許多弱者、貧窮者、畸零人、失意人、落魄者、被壓迫者，使他的思想和見解得以汲取對真實世界的觀察。《狂熱份子：群眾運動聖經》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一出版即被視為經典之作，並廣為流傳。這本書旨在分析群眾運動的脈絡，幫助我們了解，是什麼樣的人在參與群眾運動，而他們的特質又是什麼。


狂熱的忠實信徒

生活在承平時期的人，對群眾運動恐怕會感到相當陌生，要不認為它是一種命中註定（某某暴政終究會被推翻），就是視其為偶發的歷史事件（某個不世出的群眾領袖奇蹟似地帶領群眾推翻了既定體制）。然而，根據本書的論述，無論是政治運動、宗教運動、革命運動、民族主義運動或社會運動，投身於群眾運動的人都具備著某些共同的特徵——例如，所有的群眾運動都會激發參與者狂熱投身的激情，激發其忠誠、盲從、仇恨和不寬容的情緒（注2）。而且，所有類型的群眾運動所吸引的其實是同一類的追隨者，同一類的心靈，而這樣的人，在本書中被命名為「忠實信徒」（true believer）。

忠實信徒是什麼樣的人？再次出乎讀者的意料，作者指出，群眾運動的主力參與者並不是我們想像中懷抱著熱切理想、目標明確的人，而是所謂的「失意者」（the frustrated），也就是，對現實感到不平、對自己感到不滿的人。失意者基於某些原因認為自己的人生已然失敗，於是便藉由參與群眾運動，投身在某個號稱神聖、高尚的事業中，藉此逃避屬於自己的責任、恐懼和缺點。這一點，乍聽之下會覺得難以理解。

參與群體的行為並不罕見——社團活動、民間組織、團體旅遊、大型集會、集體消費——可以想像，這樣的參與能夠滿足人所需要的安全感和認同感。但是，或許比較少人觀察到，群體活動也滿足了「逃離自我」的心理需求——人看見自己的不完美、際遇的不順遂，會有焦慮、煩躁、否定、厭惡、嫌棄的情緒，這會使人想要暫時甚至長久地逃離自我，以紓解心靈的壓力。


渴求逆轉的人生

當失意的人產生了「逃離自我」的需求，他們會怎麼做呢？作者很精闢地點出一種傾向：「一個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會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會丟下自己那些沒意義的事，轉而去管別人家的事。」（第041頁）當失意者起而熱心又無私地關注「別人家的事」，會使他的行為籠罩著一層捨己為人的神聖光環。這光環會使當事人贏得旁人的嘉許和讚美，但看深一點，或許連當事人都沒察覺，捨己為人只是為了讓失意者忘卻那渺小而充滿缺陷的自我。

「他們最深的渴望是過新生活，是重生，要是無法得到這個，他們就會渴望通過認同於一件神聖事業而獲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感和價值感這些他們本來沒有的元素。一個積極的群眾運動可以同時提供他們這兩樣東西。」（第039頁）

作者闡明，無論哪一種群眾運動，對人們來說都是一種「改變」的手段，可以滿足其對改變的渴望。對失意者來說，這正是扭轉人生的大好機會。趁著人多勢眾，最容易激發狂烈的熱情，也最有機會實現迅速而巨大的改變。

「那些抱有希望的人……只要他們被一種遠大的希望所攫住，就會斷然前進，對現在無所顧惜，有必要時甚至會把現在毀掉，創造一個新世界。」（第035頁）

有關群眾運動「潛在的皈依者」，書中有很精闢的說明，有興趣的讀者推薦一讀。


意外的破窗者

個人認為，本書特別有意思的是第四部「始與終」，說明了群眾運動的進程。這裡頭有個殘酷的事實，那就是，少數人改變世界的初衷，在群眾運動生發茁壯之後，竟是不可避免地變了樣。作者指出，群眾運動並不是一開始就由狂熱的失意者帶領著殺出血路。「一個群眾運動一般都是由言辭人為前驅，由狂熱者實現，再由行動人加以鞏固。」（第232頁）

不知道大家是否聽過「破窗理論」？根據該理論，一個體制在遭受重大破壞和攻擊而陷入衰敗之前，必然已經先遭受到某種侵犯，就如同一間房子會遭竊或遭搶，一開始可能只是先被人砸破了窗玻璃，讓歹徒覺得有機可乘。

群眾運動真正的先發者，其實是所謂的言辭人（men of words），而且是心有不平的言辭人。「他們可以是教士、先知、作家、藝術家、教授、學者或一般的知識份子」（第210頁），言辭人的共同需求是「被肯定」，如果當權者對言辭人表現出禮遇、謙恭與懷柔的姿態，那麼言辭人也樂於被收服。然而，言辭人最無法忍受被輕忽、藐視和侮辱，一旦他們感覺不受尊重或受到羞辱，就會給出激烈的反擊——也就是使出言辭人最擅長的語言和文字，向大眾不斷傳播當權者的壞話。

「言辭人可以在不知不覺中動搖既有的體制，削弱當權者的威信，使既有的信仰和忠誠弱化，從而為一個群眾運動佈置好舞台。」（第209頁）

飽讀詩書和才華洋溢的言辭人，就是這樣為群眾運動鋪路的，只是，他們可能不是故意的。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是出於「受辱」而這麼做。他們也不知道對當權者發出質疑和嘲諷之聲而意欲爭取言論與思想自由，最後換來的卻是群眾對既有體制的質疑和不滿、對現行秩序的失去信心，以及一個崇尚盲從和激情的群眾運動！

當「窗子」被言辭人戳破了，舊秩序鬆動，群眾對體制的信念也遭到破壞，過了某個臨界點，渴望「逃離自我」的狂熱者就可以接棒上台了……

咦，等等，如果這一切的心理機制都是真的，那麼所謂的群眾運動，豈不只是工具，僅供某些人、某些群眾宣泄其對社會、對人生的無望和不滿？根據本書論證，恐怕在某種程度上是如此。

在科學昌明、科技發達的現代，人類可能自以為在文明的進程上跨越了好大一步，然而，從政治和社會中的人類行為觀察，其實基本的脈絡並沒有太大的改變，人們仍然渴求被肯定、被認同，群眾仍然在等待可以跟隨的領導者，在找尋可以安住心靈的信仰。

《狂熱份子：群眾運動聖經》讓我們看到，群眾運動並非偶然、混亂、無脈絡可循，它對某些類型的人特別具有吸引力，而也真的有些群眾領袖精於煽動、說服群眾，藉此達到其私人的目的。從本書中我看到，許許多多的眾人之事，如政治、宗教與社會事務，其表面和實質的內涵往往有天壤之別，迥異於我們直覺的印象。眾生是否能看透，標舉著神聖旗幟的改革運動，居然不過是一場「失意者的進擊」？

最後，我想以書中所引用的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湖濱散記作者）之言，向歷史上諸多群眾運動的領袖致意：

「如果一個人生了病，無法發揮身體功能，甚或是腸子痛……他就會動念去改革——改革世界。」（第030頁）



注1：繁體中文版書名為《群眾運動聖經》，作者譯為賀佛爾。

注2：我不久前讀過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一書，也探討了個體在群眾運動中的特殊行為模式，指出人們在群體中容易出現情緒激化的表現（書評在此）。《狂熱份子》不同的是，作者將群眾運動「潛在的皈依者」分成八類來個別闡述。

「教育」難道不是一種幻覺

「這種制度的危害要比這嚴重得多，它使服從它的人強烈地厭惡自己的生活狀態，極想逃之夭夭。工人不想再做工人，農民不想再當農民，而大多數地位卑賤的中產階級，除了吃國家職員這碗飯以外，不想讓他們的兒子從事任何別的職業。」（第143頁）


不知道有沒有人看得出來，前面這段引文所提到的「這種制度」，指的是「教育」。

或許只有我一個人覺得，它所描述的教育「危害」，某種程度上滿符合我自己的經驗以及我所看到的現象——「教育改革」之後，愈來愈多人得以唸大學，取得高等教育的文憑。然後，不管是畢業生自己，還是他們的家長，理所當然無法接受已經念過大學的人還去工廠或田地裡工作。（這無可厚非。）然後，尤其在經濟景氣不理想的當兒，許多家長還真的會期望孩子最好能通過高普考，謀得一份穩定的公職。（這也無可厚非。）可懼的是，在個人層面無可厚非的人生願望，從整體社會層面上看，卻讓人覺得這樣的教育是否哪裡不對勁了？

教育的結果，反而是令愈來愈多人民對自己的生活處境感到不滿，這豈不是很矛盾嗎？或許部分原因出在，我們普遍對教育抱持著太高的期望：「窮不能窮教育」、「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點」、「透過教育能改變命運」，這些話語的雋永和催眠力，使家長和學生們都不由自主地投放了大量的時間、金錢與人生資源在教育上。問題是，如果現代的教育真能夠帶來人們所期望的高投資報酬率，能夠使人民實現出人頭地的偉望，那麼為何「擔任公職」這個選項沒有成為雞肋，反而是許多人擠破頭的熱門目標？

其實，第一段的引文並不是在講台灣。它是來自一本1895年初次出版的書，法國作家勒龐（Gustav Le Bon, 1841-1931）所寫的《烏合之眾》（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中文譯者馮克利）。作者所描述的是發生在法國的教育現象，而且距今已經超過一百年了，居然還能讓我對號入座，我想這是因為我們同樣處在一個現代化的浪潮下：推翻了君主政體或封建制度之後，所謂的民主政治制度帶來了全民受教育的機會，使得受教育首次成為人民的權利兼義務。

然而，勒龐犀利的眼光觀察到，全民受教育的結果並不是集體精英化，而是集體平庸化。他引用法國思想家丹納（Hippolyte Taine, 1828-1893）的話，描述那些通過了重重考試的人：「……他們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們繼續成長的能力涸竭了，一個得到充分發展的人出現了，然而他也是個筋疲力盡的人。他成家立業，落入生活的俗套，而只要落入這種俗套，他就會把自己封閉在狹隘的職業中，工作也許還算本分，但僅此而已。」（第148頁）


人生就這樣？

或許我個人比較悲觀，在我看來為大眾所設計的「教育」，只能稱為「綜合洗腦系統」，它能夠教導出一個個認得字、會做基礎算術的國民，但更重要的是讓這些國民在多年的集體學習之後，學會服從權威、畏懼權威，如此他們才會記得在離開校園後的人生裡循規蹈矩，按時納稅，跟隨著政令宣導和媒體宣傳而行動，並保持對政治、法律、社會等公眾議題的疏離無感，甚至恐懼排斥。到最後，從這個教育系統出來的人（包括父母和孩子們），最安全合理的期望，似乎也就是向政府展示自己多年來訓練有素的背誦和依規定行事的能力，以謀取一份公職，使人生憂苦最小化。（再一次，這無可厚非。）

最近，有年輕的學生發起了「反微調課綱」「反黑箱課綱」的抗議行動，在當局並不友善的回應之下，有個學生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覺得把自殺污名化或悲壯化都不適合，但感到很難過的是，為什麼在這個國家，年輕人的課餘活動不是去享受青春、廣泛求知、鍛鍊體魄、累積對未來有助益的各種經驗，而是得去衝撞號稱自由開放、實則權威保守的體制，並一次又一次累積挫敗感和對社會的失望？更教人心痛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權威的陰影，透過警察的拘捕、師長的關切、家長的訓斥，盤旋在脆弱易感的年輕心靈之上。

這或許就是現在年輕人所要面對的現實：除了大學的窄門變寬了之外，無論是工作機會或創業條件，無論是法律、政治或教育的變革管道，都被年長的先占者設立了重重的障礙，以至於那些晚了幾年出生的年輕人，不但找不到出路，連呼吸都變得困難了。

或許，現代的教育根本是在製造一種幻覺，它先讓我們產生成為精英、出人頭地的期望，然後又讓我們對自己的終究平凡無奇感到失望。我們還以為是自己學得不好、考得不好，於是便把這份期望繼續交棒給下一代……殊不知洗腦系統就是用來洗腦的，沒有別的功能！

對於人生，如果想要獲得不同的結果，很悲哀地我覺得我們恐怕需要從這個教育系統以外的地方去尋找了。

能夠給白目者多少空間，說明了我們是怎樣的社會

不知是否有很多人發現，中文裡有不少成語牽涉到「與眾不同」這件事，例如：「特立獨行」、「鶴立雞群」、「獨排眾議」、「千夫所指」等等。有些成語明顯比較正面，具有褒義，例如「鶴立雞群」，指的就是「比眾人好的不一樣」，這樣的人我們通常會稱讚他們、羨慕他們、鼓勵他們。至於「千夫所指」則比較負面，帶有貶義，通常意味著「不被容忍的不一樣」，這樣的人我們通常會對其指點、指教、指責，總之就是傾向不認同。

仔細一想我就覺得好奇：當我們的想法或行為，與社會上大多數人不一樣時，社會（眾人）是以什麼基準來判定那是正面的「特立獨行」，還是負面的「千夫所指」？當然，若牽涉到基本的倫理道德就不必多解釋，但是世界上還有許多事是無法用倫理道德來丈量的，例如：家人都支持Ａ政黨而只有你支持Ｂ政黨；公司同事都反核而只有你贊成核電；周遭好友都在跑馬拉松而只剩你懶得運動……

當我們的想法和行為，恰好屬於少數的那一邊，我們就多多少少需要面對所謂的群體壓力。有時，我們屬於「鶴立雞群」的鶴，也就是眾人認為我們的想法和行為比較好。有時，我們則屬於「雞立鶴群」的雞，也就是眾人認為我們的想法和行為比較不好。

這樣看來，特立獨行的背後，其實仍隱藏著眾人的評價。小打小鬧小規模的「特立獨行」容易被接受和認可，甚至有時還是一種時尚。但若牽涉到理念和信仰，特立獨行的人就得承受許多不太友善的眼光了。


Think Different？我們真的敢與眾不同嗎？

正在觀察，華人的社會裡似乎存在著一種「群性」，一種使人思想和行為趨於相近的無形社會壓力（至於其他國家、其他社會裡有沒有這種群性，本文並不討論）——眾人不假思索地認為「某些事就該這樣做」，而如果看到有人「沒有」這樣做，就會對其投以異樣的眼光，覺得這人「怪怪的」，進而批判他、排擠他，甚至傷害他。

特立獨行者常常必須背負心理壓力，不時面對眾人的議論、質疑，甚至攻擊。扛不住壓力的人，就只能回歸群性，跟著眾人同想同行。不過，世界上還真的偶爾會出現那種不知社會壓力為何物的奇葩，正好來戳破群性長期以來編織出的和樂融融假象。

2014年，柯文哲先生投入台北市長選舉之後，親身為我們演示了「特立獨行」，以及其在社會中如何得到評價。試舉我印象較深的幾個：

宣布競選期間不在街頭插宣傳旗幟，不派宣傳車在街頭廣播。
主動公布個人財產。
主動宣布停止選舉募款。
當選後，宣布只有公務上班時間才使用隨扈和公務車。
宣布停止跑紅白帖。


柯先生才剛上任不久，人氣正旺，討論這些行為，支持者必然高聲喊讚，不支持者冷眼旁觀，反對者則批評有加。他所做的這五件事，或許不見得都是「對」的，但這裡想討論的是，這些對柯先生來說可以輕易說出、作出的「改變」（＝與台灣社會慣有的做法不同），對大多數的政客（以及民眾）來說有多困難？

前面四件事，或許相對來說容易做，因為後果主要是由當事人自己承擔，所以，只要夠帥氣、夠任性，說了就能立刻執行。（不像那些有條件的承諾，如「GDP不達標就要捐出薪水」，到後來可以不了了之。）

重點在第五件事，停止跑紅白帖。我個人覺得要做到這樣很不容易，因為這等於是拒絕了一整套在台灣社會行之有年的人際關係運作方式，也直接影響甚至傷害到某些人（需要市長回應紅白帖的人）的利益和面子等等。我真的不確定這樣的改變是否正確，甚至也不知道市長的這個決定能否堅持下去，但也正因為事關一個難以挑戰的傳統，我認為這是對「群性」作出挑戰的一種改變。


大家都在做的事，不一定合道理

記得十多年前，我的祖母以九十七歲高壽辭世之後，父輩們在家鄉辦了一場不算盛大的告別式。令我印象特別深刻的一件事是，各方送來的紅色輓聯多到沒有辦法一字排開，而是必須半疊在一起懸掛。其中，不但有地方首長、多位民意代表送的輓聯，甚至還看到總統、副總統送的輓聯。我雖然很尊敬我的祖母，但是說實在的，一位不識字，從未在任何江湖走跳過的老太太，也沒有任何子孫在政界、商界占據地位，為什麼死後需要得到國家元首的輓聯？是不是有哪裡不對勁？儘管這樣的輓聯在那個當下會令家屬感到很有面子，但是，真的合適嗎？

從地方首長、民意代表，到國家元首，現在的政治圈人士常年都在為「下一次」的選舉打拚奮鬥，不願意錯過任何爭取認同、討好選民的機會。而選民們似乎也樂得藉由這些送輓聯、參加婚喪喜慶等行為，來衡量與評判政治圈人士的「誠意」。到後來，只要有可能爭取選票的行為，都被視為正當合理的、必須去做的。至於製作這些輓聯是由誰支付的錢、民代或地方首長跑紅白帖的同時有沒有辦法專心在政事上，好像就不在我們關注的視野內了。

當然，紅白帖是民間禮俗的一部分，不應該被揚棄或否定，我認為需要檢視的是禮俗的「度」。台灣的民間禮俗在某些方面是很講究的，例如看時辰、看方位、看八字，以及各種禁忌等等，相差一點點都不可以，但是，在另一些方面卻又顯得無所節制——至少我個人認為，國家元首致送的輓聯不該無所區分，人人都可以取得。民意代表參加喜宴，除非與新人雙方家屬確有特殊的情誼，不適合上台發表照本宣科的冗長致辭。（上個月，我到中部參加朋友的喜宴，看到幾位身著競選背心的當地民代「領著」雙方家長和新人逐桌敬酒，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白目何以是一種力量

縣市長競選期間，許多人在笑談「白目的力量」。白目是什麼？白目或許就是，敢於說出國王沒穿衣服的事實。當童話故事中的那個小孩直率地說出「國王怎麼沒穿衣服？」尷尬的不只是國王，還有在場的每一個明明應該有能力辨別是非黑白，卻寧可盲目從眾的人。

白目者因為說話不中聽而常常不受歡迎，因為會讓「國王」出糗而遭受打壓，但從某個角度來說，白目不就等於是「忽略群性」、「漠視群性」嗎？往好處看，白目者更有機會擺脫群性的影響，拿回中立理性的判斷。

在新聞中看到，柯市長的母親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紅白帖是人情世故，不能完全不顧。如果未來柯市長能在這件事情上有更細緻的思考，找到最佳的取捨，相信必定能為社會樹立新的標竿。

柯先生說過一句話，「政治沒什麼，找回良知而已。」如果這句話特別觸動人心，我想那是因為，無論從歷史看政治，還是從日常生活看政治，你我所感受到的政治始終都與良知相距遙遠。我們早就看多、看慣也看膩了政治圈人士睜眼說瞎話、說一套做一套的可笑面目，我們對政治的信任感幾乎已蕩然無存。

若想要擺脫群性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我們將需要更多特立獨行的人，需要更多的白目者，也需要給白目者更寬闊的空間。或許，我們可以從「對自己白目」、「對社會白目」開始——願意對自己說真話、說實話，敢於對社會說真話、說實話！到那時，我們才不會再滿足於隨輿論逐流、憑情緒發言、任感官導引，那個「大家坐下來好好討論事情」的社會，或許就會更早實現。

我消失的臉書朋友

你的「臉書朋友」有幾個？我想，大多數人都無法立刻回答這個問題，因為一般情況下我們不會把這個數字放在心上，而且，如果臉書朋友已經超過數十人，通常我們也不會記得臉書朋友中到底有哪些人。

所以，如果突然打開臉書朋友列表來瀏覽一遍，或許我們會「赫然發現」其中有朋友已經停用或刪除了臉書。關於這點，我不得不說，首先要歸咎臉書沒有發通知來——平時，只要某個臉友在我們某個不起眼的貼文上按了一個讚，臉書就會敲鑼打鼓來通知。但是，要是有個臉友關閉甚至刪除了帳號，臉書卻是一聲不吭，這說得過去嗎？

當然，另一個要歸咎的對象就是我們自己。雖然此人列在我們的朋友名單中，但想必彼此已經許久沒有互動和連繫，才會連對方的臉書頁面許久無更新或完全消失了，都毫無所覺。

從這個角度想，事實就很鮮明：人與人之間的友誼並非在互相加為臉友之後就從此確立下來。缺乏互動和交流的友誼本來就是會漸漸淡化。過去，對於漸漸不再互動的朋友，我們或許會因為時空的變遷，決定任由友誼淡化。可是現在，即使朋友之間不再有互動，只要沒執行unfriend的動作，彼此就還是「臉書朋友」，還能夠輕易瀏覽、查看彼此的近況動態，這就真的很奇妙了！


為什麼刪了臉書帳號

前一陣子，我瀏覽了一下自己的臉書朋友列表，就真的發現有一個人停用了臉書帳號，另一個人刪除了臉書帳號。第一個感覺是驚訝（也許有人認為沒什麼好驚訝），然後我開始感到好奇，為什麼前者本來頻繁貼文評論時事，回應也頗熱烈，突然不知何時竟暫停使用了？而為什麼後者能夠全然捨棄社交網絡上的朋友圈，毅然離去，到底是「去哪兒了」？

看到原本在朋友名單上的人就這樣「消失」了，我開始認真想，臉書是不是維繫友誼的好工具？或許，它營造的只是一種朋友眾多的幻覺？如果說朋友停用臉書的行為使我心驚，是因為我終於覺察，臉書的朋友列表很容易令人誤以為自己真的有這麼多「朋友」，誤以為自己跟這些朋友有著「聯繫」。

那些曾經加入臉書，後來又離開的人，特別讓我感到好奇。我聽過某些公眾人物會在經歷爭議事件時關閉社群網站的帳號，藉以平息風波和輿論的壓力，並阻絕留言的攻擊。但是一般人在什麼情況下會想停用臉書帳號呢？停用時，是否毫無懸念？


不只是好奇

雖然我與這兩位朋友很少有機會見面，但他們都屬於我希望能保持聯繫的人，因此我曾找機會打電話問他們「為何不再用臉書？」但我發現，透過電話或線上聊天的初步詢問，基本上得不到真正的答案。或許是原因比較複雜，難以用三言兩語說清，也或許與彼此交情有限有關——畢竟久未互動了，突然問起這件事，對方不見得願意說個明白。

我曾自問，關心朋友「停用臉書帳號」，到底是出於我個人的好奇心，還是真的關心？既然我如此後知後覺，顯然不是對方親近的「摯友」，那又何須追問原由，落得窺探他人隱私的嫌疑？

但是我後來想，如果我真的希望與這兩位朋友保持聯繫，那麼詢問這件事就算是關心對方的一個「引子」——也就是說，關心對方的近況，要比得知停用臉書的原因更為重要。

於是，有一天我又打電話與那位刪除臉書帳號的朋友聯繫上了。經過幾次的聊天，聊到許多彼此的近況，她才透露了刪臉書的真正原因——細節不提了，主要是跟情感關係出現裂痕有關——我這才確認，一個悄無聲息的刪賬號動作，背後真的可能有錐心的傷痛。

說到這兒，或許我該感謝臉書。當某個臉書朋友停用或刪除了帳號，雖然臉書不會寄通知來，但這個朋友的頭像還是會存在於我的朋友列表中，使我有機會察覺不對勁，可以採取行動去關心對方，去搶救彼此漸淡的友誼。（順帶一提，如果有人unfriend我們，臉書也不會通知我們，然後我們打開朋友列表也不會有所標示，這顯然有助於保護我們的自尊心。）


適應網路朋友圈

我常常希望自己可以減少在臉書上流連的時間，希望可以把有限的餘暇作更有生產力的運用，但是很矛盾地，我又無法否定臉書對我維繫遠距友誼的貢獻。現在，我發現是我自己對臉書產生了依賴，輕忽了在實體世界維繫友誼的重要性，這實在才是值得省思的問題。

那位停用臉書的朋友，我還沒機會跟他見面深談，但我真的該再打個電話給他了。

與「異己」共處：網路上有沒有意見自由？

有時候瀏覽網路新聞或臉書貼文，遇到稍微熱門且有相當爭議性的話題，我會懷著好奇的心情，瞄一下有如大樓般堆高高的留言。看這些留言會花滿多時間，但有時就是忍不住——自我剖析：我想知道對於該議題「其他人是怎麼想的」，我也想知道「是否有人想法跟我接近」——這兩種想法背後的想法或許是，我多多少少希望看到有人跟我想法是接近的。

在新聞網站或社交網站上留言，不管是實名或匿名，都比親身到街頭拉布條露臉或是去連署簽下姓名身分證字號要來得輕巧、簡便，因此似乎造就了「萬家爭鳴」的自由平等榮景。

只不過，雖然我們每個人都能說一點自己的意見，倒是很少（＝幾乎沒有）看到哪一串公開留言在討論的動態流程中，能夠逐步建立起共識（也可能是我看得太少！）。比較常見的狀況，要不是分成兩派（在各自的板上）各說各話（例如與黨派有關的政治議題），就是某一類占多數的意見一面倒地壓制另一類屬於少數的意見（例如最近有關廢除死刑的問題）。


眾聲喧嘩的時代

看起來，網路的討論似乎是這樣產生的：當某個社會議題或新聞引起我們的關注，我們先是在心中產生了感受和（完整或不完整的）想法，然後如果我們能在網路上找到相近的想法，就會更篤定地站在自己原本認同的那一邊。（而萬一沒能找到相近的想法，則可能會有一點點寂寥的感覺——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

換句話說，很多時候，網路留言的機制提供給我們的是「思想確認」與「互相取暖」的功能，讓我們得以檢視並肯定自己：「世界上有其他的人跟我擁有類似的想法，所以我的想法是正常的、是合理的、是正確的。」

想法相近的人聚集在一起，或是相近的想法聚集在一起，其實沒有什麼不對，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是人性的基本需求。然而，有一點問題的是，我們不自覺地把這種自由隨性的意見表達、自由隨性的同類意見聚集，視為「網路自由」，甚至是「網路民主」。但我個人認為，網路的民主和自由不該是這樣。

就如同網路上的言語霸凌不會被認同為「網路意見表達的自由」，當網路上意見相似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與意見相左的另一群人相互叫陣，甚至肆意地表現出輕視或敵意，這應該也不是我們理想中的「網路民主」。


聆聽「異見」為何如此困難

無論我們關注的是政治議題、民生議題，還是哲學議題，如果不能習慣適切地對待與我們意見相左的人，那麼所謂的網路民主或網路自由，就只是一種自嗨的空洞理想罷了。那麼，為什麼我們常常覺得，與「異己」共處或對話是如此不舒服、不習慣呢？我認為這與教育的副作用有關。

在同一個社會裡，人們因為接受同一套體系的義務教育，而經歷相當近似的馴化過程。我所指的教育的副作用是，在這個過程中，連帶產生了一些受教育者沒預料到的結果（至於教育體系的設計者有沒有預料到這些結果，我就不妄加揣測了）。

在先前「幾歲了還在找自己？」一文中，我討論過，台灣的教育體系是以訓練個體「循規蹈矩」為主要目標，務求使每個國民節制自我欲望，不給社會添亂。這個出發點，不能說有錯。然而，其副作用就是，個體的自我性未能充分發展，往往要等到離開了這個教育體系（＝畢業），拿著文憑想要一展長才時，才驚覺原來精采人生需要用自己的獨特性來上色，才痛覺「不認識自己」、「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於是大夥兒都想去「找自己」。

在意見表達這方面，也有著教育的副作用——教育體系教導我們「對待不一樣」的方式，深刻影響著日後我們在人生中「對待不一樣」的方式。

學校是如何「教我們」對待不一樣？只要回想，學校作為一個整體，以及我們認識過的每一位教師，是如何看待學業成績不好的學生，就可以有個大致的答案。必須說，我的確見過「無論學生成績好壞，同樣給予尊重、肯定其自我價值」的教師。但是，很遺憾地，我也見過不少以學生成績高低決定對其態度好壞的教師。（或許某些教師認為，否定和貶低成績差的學生，有助於激勵他們奮發向上？）

再者，在學校的課堂上，99.99％的時間學生往往都在被動接收著教師所提供的教學內容，而「沒時間」進行冗長無邊際的討論（班級人數太多也是個原因，我知道）。即便有學生發問（通常很少），也往往是在向老師索取一個符合評分標準的答案。


不聆聽，就無法被聆聽

以標準答案作為評分的依據，以智育成績論斷個人的價值，在如此價值單一的教育場景中接受教化十多年之後，試問有多少人能夠順利適應一個沒有標準答案、議題很多但意見更多的世界？有多少人能自在地與「不一樣」相處，甚至坦然接受自己與別人不一樣？

—在課堂上，如果有人對教師的教學內容提出質疑，眾人是否願意一起聆聽、討論，抑或是心裡想著「此人又在搞怪」？

—在群體裡，遇到有人提出與多數不同的意見（＝異議），眾人是否願意投入討論，尋求理解，努力達成彼此都能接受的決議，抑或是希望此人「趕緊閉嘴，別浪費大家的時間」？

—在網路上表達意見時，我們是否做到自我要求和彼此提醒，節制歧視性的思考，不把性別、出身、長相、財富、學歷、職位，甚至犯過的錯，當成論斷他人意見的量尺？

—有親友對政治、環保或人權議題的立場與我們不同，我們是否能夠平心靜氣理性討論，並且與對方維持如常的情誼？

—假設在某個議題上，我們的立場是屬於「少數」的那一邊，我們是否會選擇理性表達意見，設法與多數的那一邊溝通（雖然很難），而不選擇悲苦、怨憤的訴求方式？

—我們是否時常意識到，我們的「臉書朋友」多半都跟我們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例如社經背景相近、生活經驗相近或工作資歷相近，因此即便把臉書朋友所表達的意見全都集合起來，也極可能是片面的，不足以代表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想法？


以上的幾種狀況，相信只要是在網路上「行走」的人，多多少少都曾遇到。容納異己之見，並不是我們天生就會的本事，而是需要投入理解力、包容力和思辨力的反覆練習。這個部分，學校真的很少教（如果不是完全沒有教的話）！我們雖然已經擺脫了一言堂社會，不再盲信權威、畏懼權威，卻似乎一直沒機會學習有益有效的意見表達與溝通，反而集體沉溺在對抗、對峙的激情裡。「藍綠惡鬥」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其負面影響已從政治的範疇滲透到生活的諸多層面。


從「張開耳朵」開始

過去，我們活在「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的美麗假象中，渾然不覺少數被多數牢牢地統治著。現在，「少數杯葛多數、多數打壓少數」的擾攘喧囂，常使我們感到躁動不安，以至於有人甚至渴望回到過去那種無人（敢）有異議的和平狀態。其實，除了倒退，我們還有別的選擇：所謂的網路自由和網路民主，絕對還有進階提升的空間，我們有能力，也是時候，從情緒激化的對抗，轉變為冷靜理性的抗衡。

因為，如果我們只願意停留在各說各話的舒適圈內，與意見相近的人相互取暖，與意見相左的人疏遠隔離，那麼我們不但離實質的自由、民主、平等還頗有距離，網路上那些隨處漫流的謾罵、嘲笑、譏諷、歧視與仇恨等言語的暴力，將不會有受到節制的一天。

至於，如何與異己共處？很抱歉，本文不打算提供一串標準答案，但筆者想要擅自提供一個建議，那就是，讓我們從聆聽開始吧——每一次都試著設身處地思考，為什麼對方這麼說、這麼想，即便對方說的、想的跟我們很不一樣。

為什麼愈來愈多人想「一個人住」：讀《單身社會Going Solo》

過了適婚年齡還沒結婚，社會上這樣的人似乎愈來愈多了。只是，很弔詭的是，每次社會輿論觸及「單身未婚」這一族群時（其實並不成族群），似乎只有一種角度，那就是「單身未婚不好」。多年前，就有人說單身是「公害」，多年後，又有人說單身會造成「國安危機」——有關單身未婚的議題，似乎總是能夠挑起激烈的情緒反應以及不假思索的評斷。眾人無法平心靜氣地進行討論，並且取得某種程度上的互相理解，我個人覺得是很可惜的事。

這類議題可以探討的層面很多，如果好好面對，或許可以逐步釐清所謂的問題之所在（如果真的有問題的話），並且建立共識，設法去因應。例如，首先我就不太清楚，世人認為關乎國安危機的單身者，是僅指未婚的那些人，還是也包括離了婚的那些人？然後，是否還要包括喪偶之後沒有再婚的人？因為，以上這些人都可以定義為「單身」啊。然而為什麼眾人似乎常把「單身」與「從未結過婚」劃上等號？難道這些單身者真的比另外兩類單身者造成更多的禍患和危害？

其實，不婚或晚婚、離婚、少子化、壽命延長等等，這種種的社會變動都與單身人口的增加息息相關。要知道，這種種的社會變動並不會順隨政府的意志和法律的框限。當既有的政府政策和法律條款已不足以協助社會各角落增加的各類型單身者，那麼應該有所調整的是前者而不是後者吧！？

單身未婚、離婚分居、喪偶失婚，或許有人會認為這些人生狀態是由個人性格與選擇所導致，但如果我們願意去看看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就會知道單身人口增加是普遍的趨勢，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驚世駭俗，而如果因應得當，可以避免國安危機。

單身社會正在崛起

《單身社會》（簡體版書名，原文Going Solo: The Extraordinary Rise and Surprising Appeal of Living Alone）一書，試圖把單身獨居者增加的社會現象作一解讀。作者是1970年出生的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Eric Klinenberg）（注1）。在此書之前，作者曾寫過《熱浪》（Heat Wave）一書，探討美國芝加哥在1995年夏天歷經高溫暑熱之後所暴露出的社會問題——有數以百計的獨居者於這波熱浪來襲之下在家中死去，其中有不少人是隔了好多天後才被發現。人們驚覺，原來城市裡存在著如此多的獨居者，而且許多獨居者已經基本上與人群斷絕了往來。

作者在這次熱浪的探討中偶然觸碰到美國的獨居者現象，而有機會獲得某基金會的補助，在美國的幾個主要城市展開長達七年的深入研究。他的團隊共訪談了三百多名不同年齡和階層的獨居者，其中有未婚者、離婚者、鰥寡者（但主要是中產階級，有一定程度的經濟能力）。這些受訪者娓娓道來自己的人生經歷，使此書增添了故事性和可讀性，也豐富了我們對單身獨居者的印象。

作者特別指出，單身獨居並不是一時的趨勢潮流，而是近年來最重大的社會變革­­——單身社會正在崛起，有愈來愈多的人選擇獨居，也就是一個人住。而且作者認為，這個單身獨居的社會有其正面的意義——如果我們因應得當。

順帶一提，簡體版中譯的書名「單身社會」可能會讓人以為本書是在探討單身未婚或不婚的現象，也就是「是否結婚」，但實際上本書是在探討「獨居」的現象，包括未婚獨居、離婚後獨居、喪偶後獨居等不同類型的獨居狀態，也就是「是否一個人住」。

單身者不一定獨居。例如在台灣，單身者即便有經濟能力自己租屋、買屋，也不見得會選擇一個人住。據我自己有限數量的觀察，有不少女性單身者是一直與父母或其他家人住在一起。像這樣與他人同住的單身者，反而不包含在《單身社會》探討的範圍內。

獨居者則通常都處於單身狀態。人在一生當中，多多少少有機會一個人住，只不過，單身獨居一般會被認為是暫時的、過渡的狀態，「未來」人們會結婚或再婚，組織家庭，生兒育女。然而，作者觀察到，在現代化社會中，有愈來愈多人一生中獨居的時間遠遠超出與他人同住的時間。


單身獨居者比例，愈來愈高

如果說台灣的單身者真的會引發「國安危機」，那麼外國的單身獨居者數量之大，恐怕會醞釀地球危機！讀過本書，大家終於可以稍感安心，因為最危險的國家不是台灣。根據書中的數據，美國的成年人當中，每七個人就有一個人在獨居，總人數為3100萬人（不包含生活在看護中心、監獄及輔助生活機構的那些人），其中女性約有1700萬，男性約有1400萬。美國的獨居人口占了戶籍總數的28％。（本段數據來自第6-7頁）

不過，美國的數據還不是最高的。全球獨居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是北歐的瑞典、挪威、芬蘭和丹麥——其獨居者比例高達40%-45％！而日本（30％）、德國、法國、英國、澳洲、加拿大的獨居人口比例也全都比美國高。至於快速發展中的中國、印度、巴西，則是獨居人口增長速度最快的。（第13-14頁）

以這個趨勢來推測，台灣的獨居人口應該也在增長當中，只是不清楚比例有多高。


為什麼愈來愈多人習慣「一個人住」？

單身又獨居的這些人，到底在想什麼？書中提到，「日益提升的獨居比例總是被當作是一種獨特的美國現象」（第8頁），但作者分析，並不是倡導個人主義的美國文化導致了獨居比例的上升，因為美國社會並不認同離群索居式的個人主義，反而非常重視社區參與。他認為，獨居比例之所以上升，還有許多其他的因素。

詳細的論述請見本書。最簡化的解釋是，人們生活在現代化、商業化社會，得以賺取供個人自由支配的經濟財富，獲得穩定的社會保障、完善的醫療制度，女性地位有所提升，通訊科技日益發達，大規模城市化，以及人類壽命延長，這些條件在在使得獨居成為更可行的選擇。換句話說，群居生活在過去提供了最有利的生存條件（共同居住者互相照應、互通有無、節省開支等），而現在藉由完善的社會環境，許多人發現一個人住也能過得很好（甚至更好）。

其實，社會中的單身者一直都存在，只不過在以上社會環境的條件還未具足時，單身者不見得有獨居的能力和意念。例如，單身經驗最豐富的，恐怕是那些中年或前晚年喪偶而且沒有再婚的女性（尤其華人社會不鼓勵女性喪偶後再婚）。眾所週知，人類的壽命在延長，而女性的平均壽命又比男性長，再加上通常女性的婚配對象會比她大好幾歲，於是，萬一配偶提早離世，女性走向人生終點的「單身」路途就真的滿長的。

在台灣，許多結過婚有子女的女性，在配偶過世之後，她會跟子女住在一起。我在最近報紙上看到一個2014年的數據，中國農村有四成多的老人喜歡的養老方式是與子女同住（注2）。印象中我也覺得，華人社會的老人比較希望能跟子女住在一起，含飴弄孫，安享天年。不過，我在本書中讀到一個截然不同的趨勢方向。


群居和獨居，你選哪一種？

書中提到，一項針對老年人口的調查顯示，獨居的老人比那些喪偶後與其他成年人一起居住的老人更健康，也比那些伴侶健在並共同生活的老人更健康。意思是，獨居老人的生活品質比較好？

這還沒完。「在最近幾十年間，老年人表現出更為強烈的獨居生活的意願，相比之下，他們更願意獨自生活而不是與家人朋友一同居住，或者搬入老人院。」「鮮有人相信獨居的老年生活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態，但那些正逐漸老去的單身人士都千方百計地希望能夠保留一個可以獨自居住的處所。」（第22頁）

讀及這段文字我有嚇到，心想難道外國的老人家比較不怕孤單？似乎，在歐美的那些國家，老年人只要身體夠健康（生活可以自理），並且有足夠的經濟能力（社會福利夠好），其實滿樂意自己一個人住！似乎，「獨居」這種生活形態，即便對老年人來說，也不見得是「孤獨」和「悲慘」的同義詞！這，台灣的老人家可以接受嗎？我覺得未必不可能！

書中對老人追求獨居的現象提出了解釋：「大多數美國人和歐洲人（以及越來越多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們）非常重視個體的獨立價值，他們甚至認為對生活的自主權決定了他們個體的完整性和自尊。放棄自己的住處，與家人同住或住進專業的看護機構確實意味著減少寂寞孤獨與健康上的風險，但如果需要以自尊為代價，那就不太值得了。我們的文化重視個體的自主權，這正是為什麼今時今日，超過1100萬美國老年人還有7200萬歐洲老年人都選擇獨自居住的關鍵原因，而基於同樣的原因，在未來的幾十年間，會有數以百萬計的老人同樣選擇獨居。」（第182-183頁）

現在，年輕人的單身獨居，或許自願的成分比較高，而老年人的單身獨居，則或許有較多是非自願或意外使然。等到二十、三十年後，當今時重視自主權的年輕人漸漸老去，相信他們會希望盡可能保有同樣的自主權，過有尊嚴的生活。

如果未來，台灣有愈來愈多的老人家，在身體健康又有足夠財力的情況下想要追求獨居生活而不願依附子女，我會認為這是社會進步的徵兆——老人不必委屈於子女有限的供養條件（說真的，孝子沒有那麼多，而經濟能力好的孝子就更少了），也不需要以照顧孫兒來換取自己的被照顧，而有機會護衛「個體的完整性與自尊」。

但是也不可否認，老人若是缺乏經濟能力，或是生了病、生活上無法自理，想要維護尊嚴就困難得多，似乎只能聽任晚輩或他人的安排。走到人生的這個階段，要是沒有子孫，或子孫不在身邊，老人家的生存就會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我想，這就是「國安危機」所指涉的其中一個問題。對執政者來說，要是所有的人民都能結婚、生小孩，養老扶老的責任自然就會在家庭內完成。政府有這樣的願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話說回來，鼓勵人民結婚生子以逆轉單身化的社會趨勢，會比為這樣的社會趨勢做出因應更容易嗎？（有沒有可能雙管齊下？）


怎樣才是更好的社會？

如本書原文副書名所揭示，作者對單身社會的崛起賦予了正面的意涵和期待：當社會進步到足以支持個人生涯的多元發展，當社會裡每一份子的尊嚴和自主權愈來愈受重視，當個人的心靈與精神需求愈來愈得到認同，單身獨居的這個選項自然變得極其誘人。只不過，我們不能逃避面對的是，獨自生活固然能帶來無比的喜悅和自由，但也隱含著難以避免的孤單、痛苦和風險。

一個人要以什麼樣的方式活著，在理想狀態下我們會說是由自己決定——那意味著，想要結婚成家生子就可以結婚成家生子，想要單身獨居就可以單身獨居。然而事實上好像不是如此。至少到目前為止，長期處於單身或獨居狀態下的人，還是承受著稍微多一點點的汙名和壓力。

寫到這裡，不知為何想到《禮運大同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這樣的大同世界，如果真的實現了，它會把鰥寡孤獨廢疾者與結婚生子家庭完整者放在平等的基礎上對待。它不會歧視鰥寡者、孤獨者、廢疾者，而是會「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建立聰明合宜的制度使人人「皆有所養」，使人人「老有所終」。這樣的大同世界，不正是彰顯人類尊嚴的美好世界嗎？



注1：繁體版書名為《獨居時代：一個人住，因為我可以》，作者名艾瑞克．克林南柏格。

注2：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課題組所發佈的《2014年中國農村養老現況國情報告》。

有一顆芭樂

經過了又一次的生物大滅絕之後
造物者決定重新創造世界
不過這一次，祂想讓事情單純一點
這一次，祂只要創造水果

星球上凡是符合生長條件之處都長出了水果
各式各樣的水果
然後，經過一連串的優勝劣敗（或稱機緣巧合）
強者出現了
芭樂可以適應各種環境
它高速地繁衍著

如造物者之所料
芭樂開始認定自己是萬果之王
自己是預設的星球統治者
不意外地，芭樂開始進行自我區分
意思是
各地的芭樂根據內部辯論
產生正義規則
據此選出壞芭樂和壞芭樂樹
規則並不深奧
只要有一顆芭樂被認定是壞芭樂
它的母株就自動被歸類為壞芭樂樹

壞芭樂有損萬果之王的榮銜
壞芭樂不配居於星球統治者之列
眾芭樂決定，壞芭樂必須滾入山谷，集體腐爛
壞芭樂樹則必須連根拔起，原地腐爛

經過了一輪又一輪的優勝劣敗（或稱機緣巧合）
山谷裡堆滿了壞芭樂，愈來愈多
地上躺滿了枯萎中的壞芭樂樹，愈來愈多
腐爛的速度遠遠不及壞芭樂被歸類的速度

自我區分的業務讓芭樂忙不過來
畢竟在高速繁衍之餘
還得撥空制定密密麻麻的規則，把壞份子驅逐出去
這是其他水果辦不到的事
畢竟除了區分誰是更壞的芭樂
也還得忙著區分誰是更好的芭樂

星球上最新的任務已經交派
2016年1月
全體芭樂要在沖天的壞份子腐爛氣味中
投票選出一顆更好的芭樂

造物者沒吭聲
如同往昔一樣
只有祂的意念一動
面前的監視器螢幕瞬間切換到另一個星球表面：
「來看一下這次誰被選為更好的蘋果」

當你的臉書朋友中，不熟的人愈來愈多……

最近突發奇想，覺得或許可以把「斷捨離」的概念用在臉書Facebook上。最直觀的做法，當然就是檢視臉書朋友，然後把其中無實質意義的「朋友關係」捨棄掉。

為什麼要進行這種斷捨離？

並不是閒閒沒事，而是早就開始有一種困擾：每次打開臉書，總有瀏覽不完的朋友近況、他們按讚的貼文、他們的轉貼分享，再加上愈來愈多的社團，以及系統自動推送的各種文章和廣告，使人很容易一入臉書深似海，難以自拔。我還不想棄臉書而去，但實在感到目前的使用體驗很沒生產力。想要改善或簡化臉書頁面上紛然雜陳的訊息，除了更改隱私設定之外，似乎只能試著調整臉書朋友的組成。

聽說國外有個人曾經檢視他的臉書朋友名單，結果發現他跟許多朋友要不是很久沒見，就是根本沒見過面。不過這個人並沒有直接刪掉那些不知何時加來的朋友，而是索性把「臉友」一一約出來喝咖啡，重新認識彼此。這個過程後來成為熱門的暖心話題，在網路上傳頌。


加我，還是別加我？

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流行互加臉書朋友，建立聯繫的管道，好朋友加、熟人加、同學同事加、客戶加、剛認識的人也加。加為朋友很容易（或許也可以說，要當面拒絕加為朋友並不容易），然而當臉書朋友的名單愈來愈長，問題漸漸浮現。

無論臉書朋友的數量是數十個、數百個或上千個，我想大家都同意，並不是每個名字出現在我們頁面上的人，就理所當然是「朋友」。事實上，在實體世界，很多這種人我們比較習慣稱為「認識的人」、「熟人」，甚至「不熟的人」（臉書後來有劃分點頭之交和摯友兩種）。簡言之，人際關係有親疏之分，這是再自然不過的現象，但臉書朋友基本上卻是親疏混雜——再不熟的「朋友」，都可以查看你的資料，得知你的近況。再不熟的「朋友」，他按讚的訊息也要推送給你看，而你也會得知他的近況。

隨著「加為好友」行為的年深日久，臉書朋友的組成漸漸從「大部分都是好友和熟人」的親，轉變成「過半都是不熟的人」的疏，你覺得這會不會影響你使用臉書的方式和感受？我認為會。

工作上的感想，如果心知主管、老闆看得到，你會不會寫得不一樣？

血拼消費的狂喜，如果家中長輩看得到，你會不會想要低調一點？

工作、婚姻遭遇挫敗，你願意在臉書上公開嗎？

友誼的海市蜃樓？

有一種人際關係的潛規則似乎在臉書上同樣適用，那就是人們在社交場合中習於報喜不報憂。尤其在充斥著「不熟的人」的社交場合，我們的表達方式和溝通內容更會自然流於表面化。對於可能招致驚訝、嫌惡、害怕、嫉妒，以致使我們自己感到窘迫、自憐而難以自處的訊息，我們根本不會想在這個平台上透露一個字。反過來說，我們大概也沒有心理準備，去回應臉書朋友發布這一類的訊息。

在熟人和不熟的人面前，什麼樣的分享內容最安全、最可接受？我想是那些容易理解、具有普遍性、人人都會經歷的生活經驗，高也不至於高不可攀，低也不至於令人難堪。

於是，我們欣然地觀看著孩童的甜美而非哭鬧、夫妻的恩愛而非爭執、上班族休假的精采而非工作的貧乏、家族團聚的溫馨而非親人關係的冷淡、華服美食的絢麗而非財務收支的窘迫——在這個虛擬又帶著真實的網路社群之中，我們似乎因為靠攏在一起，而變得生活經驗相近、心態相近（like-minded）了。

臉書頁面上安全、可接受的訊息真的愈來愈多。寵物或小孩的可愛抓拍、標題聳動的新聞轉貼，以及被按讚後直接推送過來的農場文、雞湯文，這些訊息本身或許無不妥，但是乘以N倍（N有多大，端視你的臉友人數多寡）之後，挑戰著每個人的時間和注意力，也間接使我們養成瀏覽卻不閱讀、觀看卻不關心的習慣。

當我們的臉書朋友組成中，不熟的人愈來愈多，這樣的現象或許會更趨明顯：

訊息的氾濫，使我們愈來愈難以用心閱讀臉友的分享貼文，不管那是重要還是不重要的。
臉書上的人都顯得很正面、心情很好、很有正義感、很有慈悲心、很有行動力。
我們在臉書的分享會愈來愈表面化、淺薄化、娛樂化、不痛不癢化。
我們會減少分享生活中較為隱私、個人的層面。
我們會減少分享人生中較為嚴肅、較為抽象的層面。
我們分享的主題會愈來愈趨同。


然後，或許有一天，我們當中的某些人會決定不再於臉書分享了。（事實上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或許找時間另起一文探討。）

臉書的存在，的確幫助我們維繫了許多在實體世界不容易或不可能維繫的人際關係，也使我們有機會交流日常生活中的微情感、微情緒，這些優點必須加以肯定。不過，臉書親疏不分的特性，以及我們自己無差別的「加朋友」動作，遲早會導致臉書的使用體驗愈來愈糟。

到頭來，人還是會尋求別的管道來維繫重要的人際關係，而Facebook這個原本提供多人共同分享的絕佳平台，反而開始顯得冗贅。就好比一場你不得不現身的聚會，所有你認識或認識你的人都在（一開始就是你同意讓他們來的）。你在那群人面前的言行大概沒什麼營養。公平的是，人們會諒解你，因為他們也一樣。

「檢視」了半天，我發現能夠率直地unfriend掉的臉友實在少之又少。看來，想要在臉書上圖個訊息的清靜，或許得等Facebook自己改版了。

縮小自己的練習（順便解釋「為什麼白天不懂夜的黑？」）

如果世界的造物主可以接受call-in的話，我想問的第一個問題是：「自我中心」的這個設定是怎麼來的？——雖然可以自行推敲出部分的答案，但我更想聽聽造物主本尊的說法。

因為，無論放眼人類史，還是回顧個人史，都不難觀察到，自我中心的傾向不但創造出許多自傲、自戀與自怨自艾的人，還導致人際之間種種的誤解與溝通困難。更別提古今中外數不清的爭鬥和戰事，背後都有自我中心的因素。

在等待造物主回call-in的同時，只好來揣摩一下祂的心思。我想，人類其實「需要」自我中心——為了存活，為了繁衍，每一個體本來就必須最關注自己。


老天要我們「對自己好一點」？

我所理解的「自我中心」，是一種不假思索的「自利」，也就是一種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的本能。最單純而不加人為價值判斷的自我中心，可以從嬰孩的身上觀察到——肚子餓了就哭（要求食物）、不舒服了就哭（要求照顧）、想玩時就叫（要求關注）、開心時就笑（激勵照顧者）。父母在照顧幼兒時，常常得哄孩子，要孩子「等一下」，可是對幼兒來說，他就是想要立刻滿足「自利」，他無法忍耐「等一下」，他更不曉得什麼叫退讓、捨棄和犧牲。

有人說，父母必須先對孩子喊一千次「叫爸爸」，孩子才學得會叫「爸爸」。那我覺得，孩子恐怕也要先聽過一千次「等一下」的提醒，才可以慢慢地（真的很慢）學會按捺自利的傾向，學會不那麼自我中心，學會主動為他人著想。

中國歷史上小有名氣的晉惠帝，似乎就是以「自我中心」作為歷史定位。在他主政時期民不聊生，聽聞百姓沒飯吃，他的反應是「那為什麼不吃肉呢？」我無意替這位皇帝平反，但也必須說，既然一位皇帝不是生在民間、長在民間，也不常走訪民間，那麼不知民間疾苦其實是很自然的事。刻畫在基因裡的自我中心本能，似乎就是要我們凡事先想到自己。只不過在社群生活中，我們會發現，往往必須透過某種程度的利他行為，才能實現我們要的自利。


如何讓白天懂得夜的黑？

沒有窮過的富人，無法體會窮人的處境。而就算富人是窮過、苦過的，也可能在富起來了之後，忘記了窮苦的滋味。人，就是那麼健忘。也可以說，人就是那麼自我中心。不同處境的人要達到相互理解，不容易。

成績優秀的學生，能否體會成績差同學的學習困難和挫折感？
英語好的人，能否體會看不懂英文的茫然無措？
活力充沛的年輕人，能否體會老弱者的力不從心？
在重男輕女社會成長的男性，能否體會女性所遭受的種種貶抑和輕視？
身為人類的你我，能否體會動物被關在籠子裡的感受？

除了少數的例外，我們大部分人都是生活在特定且有限的經驗範圍內，也就是，我們活在自己的白天裡，很少有機會能夠到另一個世界（黑夜）去生活和體驗。俗語說：「夏蟲不可語冰。」不是因為蟲子很小、不起眼、不會思考，而是因為生活於夏天、習慣於夏天的動物，根本沒機會感受冬天冰雪的寒冷。

除了得天獨厚的皇帝、國王，以及長不大的孩子，生活在社會群體中的你我，都需要透過學習，才能開始站在他人的立場思考，揣摩他人的感受和思想，調校自我中心的傾向。當然，要使僵固的本能受意識的控制，並不是很容易的事。從小我們聽過父母一千次「等一下」的耳提面命，被教導要分享、要有同理心、要能傾聽。而如果還想再測測自己的自我中心傾向，或許可以試試「縮小自己的練習」。


想像自己是一隻螞蟻

縮小自己的意思就是，從遙遠他人的角度觀看自己，就像我們從遙遠的角度觀看別人一樣。如果覺得這樣看還是看到自己很大、很重要，或許要更激烈一點，試著把自己想像成一隻螞蟻。

我常常喜歡想像螞蟻的「人生意義」（嚴格說起來是「蟻生意義」，以下類推）。不管是森林裡的某一窩螞蟻中的一隻螞蟻，還是都市公寓角落一群螞蟻中的一隻螞蟻，想必牠在乎的也是自己的存活，以及自己在群體中是否適應良好。有沒有可能，對那隻螞蟻來說，在吃飽有力氣了之後，在搬完了今天的糧食之後，牠也想要「實現人生」，牠也想要證明自己是「獨一無二」？

但是，從我們人類的角度遠遠看過去，很抱歉，這隻螞蟻跟站在牠旁邊上百隻的同伴實在沒兩樣。當人類用一根指頭捏死一隻螞蟻時，會不會心想：「這隻螞蟻是否有未竟之志？」「此刻死去是否會令牠留下什麼遺憾？」「牠是否比自己的同伴更值得活下來？」「對螞蟻社會來說這是否代表重大的損失？」

大概不會。

那麼，人呢？

在這個世界上，每一秒鐘，都有人無緣無故失去了性命，每一秒鐘，都有人因為疾病、饑荒、戰爭、意外，莫名其妙地就結束了生命。或許這些人也有未竟之志，或許這些人留下了某些遺憾，或許這些人有比其他人更值得活下來的理由。甚至這些人之中還有兒童，連夢想都還沒開始編織就被迫離開了人世。這些人的人生，要怎麼解釋？

道德經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這句話聽起來有點殘酷，但是卻比較接近真實。天地（即便有意識、有意志）不是以仁義為運行的規則，因為講仁義就要有是非善惡美醜的判斷，就要解釋「為什麼這個人會無緣無故被屠殺，那個人卻能長命百歲？」「為什麼這個人成長在富裕的工業社會，衣食無虞，那個人卻身在貧窮的鄉村，遭遇連年的大旱？」

或許，所謂的天意，只是將能量透過各種生命體的成住壞空，不斷地循環顯現。能量的循環顯現，就是目的本身。一把種子撒在田裡，長出來後高矮胖瘦各不同，不會有一模一樣的植株。或許造物主設定的自然法則中包含一條「創造變異性」，好讓演化的機制得以運作順暢，生命得以繁衍不息。換句話說，自然的法則從不是為了某一個人、某一群人而存在，造物主更不會指定，誰誰誰命中注定當總統、誰誰誰必須飢寒交迫。

對這世界來說，某一隻螞蟻是否存在，或許並不是那麼重要，某一隻螞蟻是否提早殞命，差別也不是很大。而或許就是因為造物主不打算費心關注每一隻螞蟻的「人生」，所以賦予螞蟻自我中心的本能，讓每一隻螞蟻自動自發「關注自己」，照顧好自己。人，或許也一樣。


渺小的眾生，自由的眾生

把單一生命視為大自然創造生發過程中一種無心的偶然的結果，可能會令人感受到自身的渺小而難以自持：「自己怎麼可以只是自然法則運行的產物？」我們寧願相信，自身的存在具有某種特殊性，這輩子是為了某種（重要的）意義和目的而來，為了某個「天命」而來。

但是，或許唯有體認到人生本質的「無目的」之後，我們才能以驚喜的心重新發現：再怎麼說，我們已經抽中自然界的大樂透，也就是這一期開獎的結果我們生而為人——比起植物我們有更多的活動力，比起螞蟻我們有更多的思考力（其實不管你是什麼樣的生命體，都可以透過優勢分析，找到自己的強項）——將人類獨有的活動力、思考力組合起來，放眼地球也算得上是一等一的配備了，有人用這些配備去西天取經、去月球撿石頭、去攀登百嶽，有人用這些配備發明蒸汽機、電燈，組裝電腦、手機，創造出所謂的人類文明。

所以，接下來問題真的大了：我們每一個人出生之時，人生劇本都只是開了一個頭。如果真有天意，天意也只是設定了生命最初的配備和條件，然後就交由我們即興演出，自由發揮，自己決定要利用這些生命配備去做什麼。

在察覺自身的渺小之後，我們還是有充分的自由去拓展，成就生命的偉大。

我個人不迷電動玩具，但有時我覺得打game的過程跟人生很像。打game必有game over，就如同人生必有死。如果有那麼多人能夠享受打game的過程，而不會在game over時感覺一切化為虛無，那麼或許，只要人能在有限的生命中全情投入，闖過一關又一關，抵達終點時也會有某種暢快，而非感到「一場空」吧！

縮小自己的練習，是為了破除自我中心的框限，找到生命的自由度。即便是螞蟻般的微小生命，每一刻也都可以選擇向左走或向右走。若把自己想得太重要或太不重要，就難以突破自我中心的思考，而很容易使我們忘記了，定義人生極限的選擇權其實是在我們的心裡。有沒有可能，不必把這個選擇權外包給通靈者、預言家、占卜師，就由我們自己來拍板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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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網站上，你follow誰？

一年多前，我在LinkedIn（領英）這個以商業人士為主體的社群網站上註冊。註冊了之後，系統自動推薦一些知名企業人士讓我「follow」（以下有時譯為「關注」），於是我就點、點、點，follow了包括維珍集團理查．布蘭森（Richard Branson）在內的幾位歐美知名企業經營者。

從此之後，每當我登入這個網站，都能在個人的主頁面上看到布蘭森先生的貼文（他的更新滿頻繁的）。坦白說我不是布蘭森先生的粉絲，只是滿佩服他的行銷創意。話說，這一年來接受他的update訊息洗禮，我不時會想，這樣的follow到底可以「做什麼用」啊？


當follow成了一種習慣

先以布蘭森先生的立場來看。他在社群網站上發文，可以傳播個人理念，以及行銷自己的企業。身為公眾人物，布蘭森先生在LinkedIn的「關注者」（followers）超過770萬人，其中有他的粉絲、他企業的消費者和目標消費者、認同和崇拜他的人、對他感到好奇的人，也有像我這樣的路人。可以想見，這樣的關注者數量，對於他所要行銷宣傳的任何東西來說，都是如虎添翼的很有用。

在網際網路的世界，這種「關注」其實已是稀鬆平常。除了在LinkedIn上follow，我們還可以在Facebook上「按讚」，在微博上「加關注」，在twitter上follow。只要點、點、點，不出幾分鐘，我們就可以輕易地與世界各地的公眾人物——演藝人員或組織、企業人士或組織、政客、作家、藝術創作者、宗教人士、慈善或公益團體——建立起虛擬的「連結」，往後便能即時接收這些人所發布的訊息。

對於我們這些followers來說，關注名人動態就像訂閱報紙，訂了報紙不見得每一份都仔細看，但是每天從信箱拿出報紙時總會瞄一下頭版標題，若是當天有重大新聞，透過掃瞄頭版便可以立即掌握。網路時代的一大趨勢是跳過報紙雜誌這樣的訊息守門人，直接鎖定新聞的來源，而其中包括各界名人。換句話說，當我們關注了這個和那個名人，等於是取得自主權，可以隨心所欲，自由地選擇想要「訂閱」哪些訊息來源。


我們到底在follow什麼？

當然，這種自由的背後不免有些副作用。為了守候某一天可能蹦出的「頭條直送」，為了往社會訊息和八卦的中心靠攏一步，我們可能得關注數量夠多的名人，而一旦推送到我們眼前的訊息變多了，分不到我們的注意力，多數訊息便只是受到了掃瞄、瀏覽，卻並未真正被閱讀。另外也不能排除，名人們三不五時會發布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雜訊來轟炸我們，使我們更必須練就快速排除無用訊息的超能力。

我還沒看過有正式統計，為了這些follow，我們每天有多少時間和心力，是用在閱讀和討論這些名人所發布的訊息（至於訊息本身是否重要，每個小老百姓有自己的判斷）。然後，還有一些時間和心力是用在「過濾」無關緊要的訊息（包含廣告）。每天打開臉書、推特、微博、微信、Line，我們總得花相當的時間，在大量雜訊中淘選出自己真正想看的訊息。為了淘選訊息，我們許多人有了貌似強迫症的新生活習慣：「滑手機」。


「省力模式」中的follower

若把「關注」與「被關注」的行為放大來看，網路世界中我們可以粗淺地把人分成兩種：一種是像布蘭森先生那樣，被成千上萬人follow的「被關注者」。一種是像770萬人那樣，follow多位公眾人物的「關注者」（followers）。這兩種人在網路上的行為是很不一樣的，而有鑒於我們許多人花在網路上的時間愈來愈多，不同的行為習慣長期而言對我們的生活、工作，甚至人生的方向，可能都會有深遠的影響。所以讓我們靠近一點來觀察。

「被關注」這字眼聽起來很被動，事實上卻是相反——要達到被成千上萬人關注的狀態，此人必須採取很主動的行為，例如發布訊息、發起活動等。至於「關注」這字眼看似很活躍、有自主權，卻是在最初的按讚或按follow或加關注之後，直接進入了一種被動接收訊息的「省力模式」。

關注者（followers）常有的行為：
按讚、加關注、訂閱、閱讀網站推送的各種貼文、感覺被激勵或被逗笑或被感動、按讚、分享轉發、寫短評感言、回應他人的短評、與其他followers互動（或互罵）、滑手機過濾大量訊息。

被關注者常有的行為：
週期性發送貼文，試圖激勵、逗笑、感動或影響他人。

（不排除被關注者也會follow他人，也會按讚、分享、評論，或是與followers互動，但據我粗淺觀察，他們在這方面非常有節制，因此我不認為這些是「常有的行為」）。


我不能武斷地宣稱被關注者比較優越（事實上有人根本主張沒必要參與網路世界，也就沒有關注或被關注的必要），我也不認為每個人都該設法成為被關注者（尤其如果你是開阿帕契飛機的人，可能低調到在網路上無人關注你才是比較恰當）。我想說的是，當我們身為訊息的消費者時（每個人都有這個角色），最好不要誤以為自己是在生產，因為省力模式下的滑手機行為，包括按讚、轉發，稱不上有創造性。


生產訊息的人，消費訊息的人

寫到這裡，想起大前研一先生在《低IQ時代》這本書中提到的兩種人：開卡拉OK店的人和唱卡拉OK的人（讀書心得鏈接）。這兩種人的行為也是很不一樣的。前者是在經營企業——建立商業模式、投入資本、添購設備、招聘和訓練員工、行銷宣傳廣告，藉此賺取利潤，簡言之，是在生產。後者則是到店裡，看著字幕唱出歌來，娛樂消遣，簡言之，是在消費。這世界上，唱卡拉OK的人多，開卡拉OK店的人少，而錢是自前者的手上轉移到後者的手上。嗯，娛樂的背後好像有點殘酷的味道。

前幾年有一本書還滿受熱議：《富人不說，卻默默在做的33件事》，裡頭談的是成功的人與還沒成功的人，心態上和行為上有哪些微小的差異——成功的人（或者說人生比較順遂如意的人）會注重並實踐一些常人不太在意的細節，例如有客人來訪後，送客時要送到電梯口，陪客人等電梯。這本書提高了人們對細節的認知和重視。

一個能吸引770萬followers的人，一個開卡拉OK連鎖店的人，默默在做的恐怕不只33件事。

事情到頭來，總是關乎選擇。如果只是想單純當個消費者，那麼follow布蘭森（以及其他的公眾人物）並沒有什麼問題。茶餘飯後、就寢前、起床時，腦袋不必太費力，我們就可以完成訊息的收取，可以隨時加關注、取消關注，擁有訊息接收的自主權。

而如果想要在某個領域成為生產者，要做的事情就不太一樣了。以布蘭森先生為例，在他每一則社群網站貼文的背後，他（以及他的團隊）設定了目標，進行了規劃，然後依照規劃的進度準備訊息，進行發布。這些訊息，我估計大部分都不是在茶餘飯後、就寢前、起床時製造出來的，而且很有可能，這些訊息的效果會有定期評估並進行必要的改善。

我們每個人都是訊息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只是兩種行為所占的比例不一樣。有些人是以生產訊息為主，有些人是以消費訊息為主。還有些人把訊息消費了之後，轉化成有用的材料，生產出自己的訊息。

回到最初的問題：follow布蘭森先生，到底是要做什麼用？如果我只是把他的貼文當成單純的訊息，過目即忘甚至從不過目，那還真是沒什麼用，不follow也罷了。不follow就不必花時間把他的貼文過濾掉。但如果我可以透過他的一則則貼文，每次歸納一點寫作的技巧、圖片的挑選技巧、社群經營的技巧，那麼follow他就會變成很值得也很有意思的事，因為我得以從他身上觀摩學習寶貴的行銷，而且是免費的。

網路上有太多免費的訊息可以讓我們消費，按讚、加關注、分享轉發也都是免費的，然而我們的時間並不是免費的。每天數十分鐘漫不經心的訊息消費，是否有可能使我們不知不覺淪為只會唱卡拉OK的人？

社群網站上，我們follow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滑手機用掉的時間到底去哪兒了，值得我們稍微斤斤計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