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介紹的這場2009年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新聞學研究所的演講，講者（commencement speaker）是美國知名作家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我相信她在台灣並不「知名」，其著作出過繁體中文版的似乎只有《M型社會白領的新試煉》和《我在底層的生活》這兩本，而我只讀過後者。
艾倫瑞克之所以會受邀來作這場演講，我想主要的原因在於她自己從事記者工作（此演講的人選似乎是由學生自己選的）。不過她並非新聞系所科班出身的記者。為了讓大家更容易了解這場演講的深意，先來簡介一下這個人。
艾倫瑞克1941年生，大學唸的是化學，後來主修物理學，最後拿的是細胞生物學的博士，後來因為熱愛寫作，開始寫專欄文章，以及從事採訪報導的工作。她寫過二十幾本書，其中《我在底層的生活》就是她在1998年，隱瞞真實身分，以近六十歲的年紀，前往他州應徵藍領工作。根據這個「臥底計畫」，她陸續做過好幾種性質的工作，例如餐廳女侍（點菜、端盤子）、旅館房務員（打掃房間）、清潔女工（打掃住宅）、看護之家助手（幫行動不便者準備餐點），以及平價量販店售貨員（收拾消費者翻亂的衣服）。在這個過程中，她實際體驗了藍領工作的生活，並寫下對所謂勞動階級的近身觀察和省思。
她很沉痛地發現，對許多勞動者來說，光是努力工作並不足以維持像樣的生活；許多人每天兼兩、三份工作才能勉強應付吃住，而萬一生病或婚姻出狀況，很可能就連公寓都租不起，得去住拖車。這本書出版之後，在美國國內受到熱烈的討論。
有了這個基本背景，再來欣賞這場演講，就更能理解艾倫瑞克要對畢業生表達的觀點。
艾倫瑞克一開始就以不假辭色的口氣對這群畢業生道出社會的現實面：「你們一出社會找工作，就會面臨金融海嘯後的衰退，以及垂死中或重整中的產業。你們擁有很多技能、天份和活力，但是否有人願意付薪水雇用你們，則是個未知數。而你們並不是唯一有這種處境的人。現今，有許多人都失業。有技能、有經驗的人卻沒有工作。」
接著她以自己的外甥（或侄子）為例。她說她用《我在底層的生活》的部分版稅收入資助外甥唸完碩士。可是後來外甥畢業之後，卻只能找到時薪12美元的短期約聘工作。
所以她向現場的畢業生宣布：「歡迎加入美國的勞動階級（Welcome to American working class）！這就是你們即將面對的世界。（在正常情況下）你們不會變富有，你們甚至將面臨自己在新聞中報導的那些問題，例如負擔不起醫療保險費用、幼兒托育費用，以及住屋的費用。你們可能請不起清潔婦，甚至你們自己很可能會成為清潔工（現場響起笑聲），這不是在開玩笑，我認識許多作家都做過清潔工或侍應生，而且這些人可是優秀的作家，當然也是優秀的清潔工。」
接著艾倫瑞克開始回溯自己的寫作與記者生涯。
她原來是個生物領域的博士，後來發現自己喜歡執筆撰述自己所關注的議題。在1980年代，她是個單親媽媽，有兩個小孩，有個男朋友（做時薪4.5美元的工作）。她每個月大約寫四篇專欄文章，平常工作是在公立圖書館裡找資料、做研究。雖然沒有多餘的錢讓孩子受特別的教育，所幸孩子們後來的發展都還不錯。
到了1990年代，美國景氣大好，她的事業也蒸蒸日上，開始有知名雜誌的編輯請她去高級餐廳吃午餐。她記得有一次她向《君子》雜誌的編輯提議要寫一篇有關貧窮的文章。在當時，出版或新聞界的高層根本不會去注意窮人，連每天進出辦公室的快遞人員或清潔工都不會多看一眼。那位編輯對這個主題沒什麼興趣，聽到最後只說：「好吧，芭芭拉，妳要寫貧窮就寫吧，但是make it upscale（寫得高檔一點）。」
那時，艾倫瑞克在業界漸漸有了名氣，可以寫她想寫的題材（而不是被規定或受限制），她也終於開始可以替婦女雜誌以外的刊物寫專欄了。最高紀錄是她替《時代》雜誌寫的文章，每個「字」的稿費是10美元（哇～）。一個字就可以賺10美元，現在一般人得工作一小時才賺得到。另外，出版社紛紛來邀她出書，編輯也都大方地請她吃飯。
但是後來，如大家所知，新聞媒體產業和出版業開始衰退和萎縮，就這樣一直到了2008年金融海嘯來襲，突然間，她的所有專欄文章都被喊停。（聽到這裡，覺得這位作家真的很直率！願意將自己的窘境分享出來，可不是很容易的事。）
但是，也正是這樣的衰退和萎縮，讓艾倫瑞克停止自憐。她觀察《紐約時報》報導金融海嘯的方式，覺得很不以為然。例如報導中採訪某個在紐約市中心工作的上班族，因為金融海嘯而必須減少在健身房請私人教練上課的時數；某個14歲的青少年，因為金融海嘯，每星期100美元的零用錢現在縮水了。這些不食人間煙火的荒謬報導，讓艾倫瑞克領悟到，金融海嘯對一般勞工的衝擊根本沒有被關注。那些收入真的微薄的人，因為經濟衰退所造成的失業而沒有能力租屋，甚至連拖車都住不起。
她發現，金融海嘯之後，窮人和勞動階級在媒體上消失了，完全的消失。
就在此時，她收到一封電子郵件，是她外甥寄來的求助信。外甥的岳母一直兼三份工作，獨力養活著一個失能的女兒和兩個孫子，但現在生病了無法工作，繳不出房屋貸款，已經收到第三次要將房子法拍的通知。
艾倫瑞克答應資助那位女士，但也同時要求跟那位女士談談，因為她想要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她發現這位女士的處境，才是金融海嘯之下所發生的真實故事。而像這樣的人，早已掙扎多年。
後來，她向《紐約時報》提議要寫一系列這樣的故事。報社的人同意了，不過所支付的稿酬，只有她五年前拿的四分之一。這當然讓她不太開心。她不開心的原因之一是酬勞變少了，但另一原因是這讓她想到業界的新進人員（也就是畢業典禮上這些即將面對真實人生的社會新鮮人）——如果資深專欄作家的稿費都被砍成這樣，那麼初出茅廬的新人，所得到的待遇又會是如何？
然而錢終究不是她唯一的考量，艾倫瑞克領悟到，寫這樣的一篇報導其實是出自一種使命感，不會因為稿費縮水而改變，所以無論如何她都要寫。這是一個嚴峻的覺醒時刻（a harsh wake-up）。這讓她思索新聞專業的本質是什麼。
她說：「我們（記者）並不屬於精英階級，儘管在1990年代我們曾以為自己是精英。我們跟電影明星、主播、避險基金經理人不是同一掛，也不該跟他們混在一起。我們是屬於美國勞動階級的一部分（We are part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記者就跟其他的勞動階級人士一樣，也可能承受各種不公的待遇，但有個不同之處，那就是我們記者不能停止去做我們知道該做的事。只要有故事可講、有疑團待解，我們就會想方設法去報導。而你們這一代跟我這一代不同之處在於，你們擁有許多新的、多元的技能，你們能找到新的方法去做報導。」
最後這一段，特別引人深思：「經濟衰退阻止不了我們，產業消失阻止不了我們，甚至貧窮也阻止不了我們，因為我們都有一個使命，這也是你們得到這個學位的意義所在。別以為學位能為你們帶來什麼權益的保證，你們要把這個學位視為『奮戰的執照』（License to Fight），你們將是為全世界的真相和正義而奮戰的一份子，我真的這樣認為。……沒有人可以阻止得了我們。」
艾倫瑞克懇切地鼓勵著這群年輕人。我當然不會天真到以為在場的所有聽眾都會認同她的觀點。但在這樣的一所知名學府裡，為畢業生設定某種高度的價值觀和道德觀是有必要的，讓畢業生早點認清現實環境的嚴酷也是必要的。而我相信，透過艾倫瑞克的著作以及類似這樣的演講，一定已經啟發了不少年輕人，善用其「奮戰的執照」，在社會各個角落，為真相和正義而努力著。
雖然這場演講的原始對象是新聞科系的畢業生，但相信一般人（尤其年輕人吧）也能從中獲得啟發，有機會重新思考自己求學的初衷、選擇科系的初衷，以及設定人生目標的初衷。在面臨外部環境劇變時，正是初衷在支持我們。
很欣賞艾倫瑞克的直言精神，以及善用自己天份去做自己認為該做的事。無疑，我所佩服的外國作家又因此多了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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